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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報告指出，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經出現、人口結構逐漸向老齡化社會過渡，中國在完成城市化進程加速期和重化工化階段的同時，經濟增長的傳統支撐點“已可能”轉向“消費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務業發展”、“技術創新與技術深化”以及“社會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5個方面。
　　

報告指出，在上述這些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未來仍有巨大的挖掘潛力，也正是機會所在。有計量數據表明，中國消費率每提高1%，GDP增速的提高將達到1.5~2.7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人均GDP將提升2.25個百分點；服務業占比每提升1個百分點，可帶來經濟增長提高2個多百分點。
　　

在增長軌跡轉變與新增長源泉的支撐下，中國經濟增長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經濟增長的態勢，另一方面也將出現總體緩慢下降的趨勢，中國經濟將步入一個較長時期的“次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年平均增長率將由未來3年的

9%左右逐步回落，到2020年之后降為7.5%左右。
　　

對未來“次高速經濟增長”的要素分解表明，未來各種要素在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發生巨大變化，資本因素將下降，而技術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大幅度提升，勞動因素將在15年左右的平穩期后出現上揚的態勢，但從絕對額來看，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依然具有的“高儲蓄、高投資、高資本與高速度”的特色。
　　

從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來看，未來“次高速經濟增長”將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而出現，但調整的速度較慢，經濟結構的快速調整與增長方式的轉換并不會同時出現。與此同時，調整的模式具有明顯的需求先導型、產業內部深化等特點。
　　

報告提出7點對策，希望我國更加注重以經濟轉型和培育新增長源為著力點兼顧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擴大居民收入占比，建立有利于提高消費率的消費需求刺激政策，形成以內需為主的需求結構；積極、穩健推進城市化進程，探索并推進農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資產化將擴大城市化的資本供給，進而擴大國內需求；構建以社會保障制度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推進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結構轉型；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作為擴大就業和培養中等收入階層的產業載體；積極建設公共財政。
　　

改革開放30年來投資需求始終是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更加明顯，但從增長的邊際因素角度來看，投資需求和外部需求是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經濟全球化以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拉動作用明顯。而與國際比較，中國的最終需求仍處于較低的水平。
　　

這30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和基礎主要在于市場化、國際化、工業化、人口紅利、以及高儲蓄高投資等5大載體。這些載體在中國30年高速增長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發展趨勢。（圖1）（表1）
　　

市場化改革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中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貢獻率達到15.89%。到“次高速時期”，以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政府體制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政治體制改革將取代以價格改革、企業改革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并成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和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制度性動力來源。（圖2）
　　

同時，我國工業化已達到重化工化的頂點，工業占比已經達到歷史和國際的高位。人口紅利逐漸衰竭，隨著人口老齡化以及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削弱，我國較長時期內依靠人口紅利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將不復返。（圖3）
　　

我國消費存在大幅度提升的空間，由“投資大國”、“制造大國”以及“高儲蓄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變將成為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第一邊際推動力。計量數據表明，中國消費率每提高1%，帶來GDP增速的提高將達到1.5~2.7個百分點。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比重長期下降趨勢是導致居民消費不足的核心原因。尤其居民的財產收入中主要是利息收入，紅利收入很少，這使居民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給企業帶來的利潤增長。（圖4）（表2）
　　

此外，城市化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重要載體和源泉，是促進投資、改善經濟結構，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和國內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人均GDP將提升2.25個百分點。（圖5）
　　

服務業提升的空間巨大，未來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的根本來自于消費需求的提升以及生產型服務業圍繞制造業的展開與深化，最終形成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良性互動。（圖6）（表3）
　　

（文章及數據圖表取自中國人民大學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報告，文字內容本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