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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星跟我講，科學的任務就是透過表象的東西揭示事物的本質。在美國，家家持有股票，這是現象，但它后面的社會經濟的本質是什么？“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否真的改變了？蘇星同志接著講，要深入探討事物的本質，就得問一系列的為什么。例如，為什么持有股票還成不了資本家？為什么“家家持有股票”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沒有變？為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股份制是作為私有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揚棄？

　　蘇星同志１９５０年起就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執教，我１９５０年才考進北京大學。蘇星同志從未給我上過課，我也從未聽過他講課。盡管如此，他的人品與學問特別是后來與他直接交往后，他對我的諄諄教誨以及對我的殷殷關愛，使我從內心深處一直把他作為“老師”尊敬，一直感念在心。

　　我是上世紀６０年代初開始認識蘇星同志的。那時，“三面紅旗”遭到失敗，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左”的路線受到嚴重挫折，加之中蘇兩黨兩國的關系破裂，“以俄為師”不行了，中國需要走自己的路，需要了解除蘇聯以外的外部世界。在這種形勢下，中宣部和教育部組織部分中國學者著手編寫各種文科教材，而且要編寫西方經濟學的教材，并指示說，對西方經濟學要批判，他也要了解和借鑒，為此著重要求介紹要客觀、系統地反映其原貌。當時我被分配參加編寫“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由于當時美國流行“人民資本主義”思潮，宣揚美國“家家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資本家”；特別是美國凱爾索及阿德勒合寫的《資本家宣言》于１９５８年出版，揚言要對抗１１０年前出版的《共產黨宣言》。我當時受命參與編寫“人民資本主義”分冊，為此我致力于研究“股份制”。蘇星同志當時是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經濟組的負責人，得悉我正研究“人民資本主義”，特約我面談。１９６９年３月，我應約在《紅旗》雜志社第一次跟蘇星同志見了面。

　　初次見面與交談，蘇星同志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他和藹謙遜，諄諄教人的樣子，至今猶歷歷在目。他跟我講，科學的任務就是透過表象的東西揭示事物的本質。在美國，家家持有股票，這是現象，但它后面的社會經濟的本質是什么？“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否真的改變了？蘇星同志接著講，要深入探討事物的本質，就得問一系列的為什么。例如，為什么持有股票還成不了資本家？為什么“家家持有股票”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沒有變？為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股份制是作為私有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揚棄？他要我帶著這一系列“為什么”進一步探討，有了答案再來跟他討論。

　　為了研究股份制，我除了閱讀馬恩等經典的著作外還閱讀了西方經濟學家凡勃林、伯利、錢德勒、加爾布雷恩等人的有關著作。通過探索和研究，我得到幾點基本認識：（１）資本集中和股權分散是同一經濟過程的兩個側面。（２）股份公司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掌握在控股者手中，一般持股者（股民）無權過問公司事務。控股者是資本集中的主體，一般中小股東都是資本集中的對象。股份制的“兩權分離”（經營權與所有權）對于一般中小股東是絕對的，對于控股者是相對的，因為控股者可通過控制董事會任命經理層，從而實際上控制企業資產及其經營活動。（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那段論述，應理解為通過股票發行集中小資本為大資本（或壟斷資本集團）。

　　我向蘇星同志匯報了我的上述幾點基本認識，他表示高興，立即命我寫出文章對“人民資本主義”論調進行批判。他作為主編，十分認真負責，對我寫的初稿逐字斟酌，對我嚴格要求，又體現了他對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愛護，令人感動。文章發表在《紅旗》１９６２年第１３期上。后來，蘇星同志還約我給《紅旗》寫過兩篇文章。每次跟他見面和交談，我不僅知識受益匪淺，而且深深地感受到一種格外的師生情誼，真是“不是師生，更勝師生”。

　　改革開放使我的研究工作獲得了新的生命。我必須解放思想，既要尊重國內外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又須清理過去“左”的思想路線給我造成的一些錯誤認識。我有幸在１９８０年被社科院選派到哈佛大學進修兩年，還有幸于１９８２年應邀去瑞典考察“福利國家”三個月（后于１９８７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拙著《瑞典——福利國家的實踐與理論》），還于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由國家派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執行董事。我利用在美國與瑞典學習與工作的機會，實地考察了股份制，“職工持股計劃”（ＥＳＯＰ）以及瑞典的基金社會主義。綜合我考察的結果，我認為過去對股份制的基本認識雖說是正確的，但也深受“左”的路線的毒害，主要表現在：（１）不僅把市場經濟，而且把股份制都看成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把市場經濟、股份制跟資本主義經濟看作一回事；（２）對美國擴大發行“小額股票”，采取全盤否定態度，未看到它雖未能造就“人人都是資本家”，卻使廣大居民和家庭能獲得一定的財產性收入，有助于中產階層群體增加；（３）對許多美國企業實行“職工持股計劃”（ＥＳＯＰ）錯誤地全盤否定，完全沒有看到它對增進職工福利和某些權益的積極意義。

　　在美國和瑞典逗留期間，我除了清理自己思想上“左”的流毒，還通過實地考察，獲得一些新認識：（１）既然股份制的要害是“控股權”，私人財團可“控股”，為何社會主義國家或國有企業不可控股？資本主義制度可利用股份制，為什么社會主義制度不可利用；（２）計劃經濟下國企的要害是“政企不分”或“政企合一”，股份制的“兩權分離”正好適用于我國用以貫徹“政企分開”；（３）我發現養老基金、社保基金、職工投資基金等公共機構投資者在合理分配與再分配社會資源中的重大作用，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不可以建立一些公共基金成為國有企業的主要投資者，建立新的公有制形式？這些新認識在我腦海日益洶涌翻騰，使得我１９８８年一回國就寫出《股份制——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一文（刊于《經濟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在這篇文章中我除了堅持一些正確認識和清理過去錯誤認識外，還著重闡明股份制是實現公有制的好形式。

　　可惜文章發表后兩個月，發生了“六四”政治風波，接著股份制受到政治上的嚴重質疑，我的文章在個別內部會議上受到批評，甚至《經濟研究》編輯部同志由于支持我的觀點，把我的文章排在另一篇主張“承包制”文章的前面也受到上級“批評”，說是“政治路線”問題。我是滿懷熱情地在“改革開放”感召下想把我在國外考察、研究的新成果呈獻給國內學人，卻受到無形的政治壓力。我雖然在理論上清醒與有信心，但政治上感到迷茫。記得有一次我在一次會議上遇到蘇星同志，由于是會議上邂逅相遇，我只簡單地把我的苦惱告訴他，希望他指點迷津。他誠摯而關切地給我講了簡短幾句，大意是“現在改革開放全國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只要掌握社會主義大方向，各種方案都可試驗。要緊的是要敢于解放思想、敢于探索，既要勇于堅持正確的，也要勇于改正錯誤的。”蘇星同志的簡短幾句話，使我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堅定了信念。

　　１９９２年后，中央明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更積極呼吁用股份制來改革國有企業。迨至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有的學者２００４年卻把股份制直接等同于公有制，甚至說西方國家的股份公司也是“公有制”。我過去曾努力從“把市場經濟、股份制等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左”的迷霧中擺脫出來，現在也不同意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的另一極端論點。我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歸屬”問題，而需借助于一系列機制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過程得以貫徹和實現。股份制可以是私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可以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決不能把所有制的存在形式跟它的實現形式混為一談，為此，我先后發表三篇論述股份制的文章（見《中國經濟時報》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２００５年８月８日；２００６年１月９日）。我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初把第一篇文稿寄給蘇星同志看，征求他的意見。他閱后立即親筆給我寫了一封簡短回信：“范章同志：來信和文稿均收到，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觀點。隨函送上拙作一閱，請予指正。天涼了，望多保重。”并隨函寄來他于２００２年出版的《蘇星選集》（學習出版社出版）一書。寥寥數語，卻是語重心長，關愛切切。我把他送的這本文集及這封親筆信，一直珍藏在身邊。今天把它捧在面前，雖感嘆物是人非，但一種“不是師生，更勝師生”情愫依然在我胸中縈回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