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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之后，中國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經濟體制改革浪潮。在改革過程中，一大批中外經濟學家通過他們的思想和建議，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改革進程。其中，影響最大的外國經濟學家，應該是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

對40歲以上的中國經濟學者和經濟政策制定者來說，這個名字可謂耳熟能詳。1985年夏天，科爾奈教授來北京參加了一次國有企業研討會，之后又參加了著名的“巴山輪會議”。他提出的“軟預算約束”、“父愛主義”、“投資饑渴癥”成為當時的熱詞。他的著作《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在中國賣了10萬本。

很多學者認為，他對計劃經濟和轉型經濟的研究，足以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遺憾的是，科爾奈教授在今年10月19日不幸逝世。一些中國學者撰寫了關于科爾奈學術成就和學術影響的回憶文章。

作為一名經濟學者，我更關心的問題是：科爾奈是如何從一個匈牙利的記者變成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如何基于匈牙利的經濟體制提煉出具有普世性的“軟預算約束”理論？他的成長經歷能夠為我們今天的青年學者提供哪些啟迪？

為此，本文將基于科爾奈的自傳《思想的力量：智識之旅的非常規自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介紹科爾奈成為一名世界級經濟學家的心路歷程，然后討論科爾奈的學術成長之路對中國學者的可能啟發。

《短缺經濟學》（上）1986年中文版封面

初出茅廬

1928年1月21日，科爾奈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他父親長期擔任德國駐布達佩斯使館的法律顧問，能說三種語言：匈牙利語、德語和斯洛伐克語。由于家庭條件優渥，科爾奈從小在當地的貴族學校讀書，接受雙語（德語和匈牙利語）教學。二戰期間，德軍占領了匈牙利，他父親和兩個哥哥因此蒙難，他則幸運地逃走了。二戰結束后，他加入了匈牙利共產黨，并且在黨報《自由人民報》擔任記者。

1946年，他開始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并且被《資本論》的邏輯、明晰和熱情所打動，從此決心要成為一名經濟學家。作為報社經濟部負責人，他有機會參加高級經濟決策會議，并且向官員、工廠經理和工人了解經濟問題。1955年，因為批評斯大林式的集權主義，他被迫離開報社，之后被調入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從那時起，他決心將全部精力投入學術研究，不再介入政治活動。

科爾奈正式的研究工作，始于他27歲時準備博士論文，以便申請副博士學位。雖然他1945年曾在布達佩斯大學主修過哲學和歷史學課程，但并沒有大學學位。而申請副博士學位，也不需要在大學里上課。他把輕工業的經濟管理問題作為博士論文選題，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訪談，這得益于擔任記者的經驗。1956年，他完成了博士論文《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其核心觀點是：計劃經濟實際上很難得到實施，因為企業沒有激勵機制。

他的博士論文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他從助理研究員被直接提升為研究員。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敗后，他決心掌握西方經濟學知識，從自學英語以及閱讀德文版的薩繆爾森《經濟分析基礎》開始。然后，他逐漸接受了主流的西方經濟學。但是，基于過去的工作經驗，他不再迷信任何理論。

一代宗師的“破”和“立”

掌握了基本的西方經濟學之后，他開始運用數學方法研究計劃經濟的運行問題。他與青年數學家陶馬什·利普塔克（Tamás Lipták）合作，寫作了論文《社會主義企業利潤分成制經濟效應的數學調查》，并請人翻譯為英文，然后投遞給世界頂級經濟理論雜志《經濟計量學》（Econometrica）。這篇文章首次向西方學術界介紹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企業激勵機制，并于1962年1月一字未改地發表了。之后，兩位作者再次寫作了一篇數理經濟學的論文，證明了完全集中化的經濟體制理論上也可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并且再次順利地發表于1965年的《經濟計量學》雜志。

這兩篇文章的發表以及他的博士論文英文版在英國牛津大學的出版，在西方經濟學界產生了轟動效應，從此他多次受邀到英國的劍橋大學、倫敦經濟學院和美國的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訪問，并與當時的頂級經濟學家阿萊（Maurice Allais）、庫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斯通（John Richard Nicholas Stone）、赫維茨（Leonid Hurwicz）、阿羅（Kenneth J．Arrow）深入交流，這些人后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是，科爾奈并沒有迷失在西方學界的贊譽之中，而是反思西方經濟學的“理性選擇”模型，并出版了批判西方經濟學的著作《反均衡論》（Anti-equilibrium，1971年匈牙利文初版）。

《反均衡論》1971年匈牙利文初版封面

有“破”更要有“立”?？茽柲螞]有停留在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層面，而是立足匈牙利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問題，努力提煉出新的經濟規律，從而彌補西方經濟學的缺陷。為此，他先后撰寫了著作《非價格控制》和論文《經濟系統的自主控制》，指出了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強調的價格機制之外，還存在許多非價格機制在引導資源配置。

1980年，科爾奈出版了巨著《短缺經濟學》（A hiány）。該書系統地分析了短缺經濟的現象、起因和影響，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對計劃經濟體制的認識。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認為，科爾奈是唯一一個整整影響了一代人的在世的經濟學家，而科爾奈也將這一點作為畢生最值得驕傲的成就。

《短缺經濟學》2011年匈牙利文版封面

1984年，科爾奈被聘為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正教授，但他堅持每年一半時間在哈佛，另一半時間在匈牙利工作（不帶薪），并放棄了美國“綠卡”，以便保持對祖國的熟悉和感情。

在哈佛任教時，他繼續深入思考短缺經濟現象，認為“軟預算約束”（SBC）是關鍵原因之一，由此提煉出軟預算約束理論，并進而發現全世界所有的政府機構、銀行、非盈利組織都可能存在軟預算約束現象。這一理論經馬斯金（Eric S. Maskin，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錢穎一等學者模型化之后，成為流行至今的經濟學重要概念。

科爾奈在哈佛大學時，講授“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體制》一書（A szocialista rendszer，1993年匈牙利文初版）。如果說《短缺經濟學》是科爾奈的巔峰之作，那么《社會主義體制》就是科爾奈的集大成之作。

1989年，柏林墻倒塌之后，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均面臨嚴峻的轉型問題。為更好地利用知識為祖國效力，同時考慮到年事已高，2002年科爾奈毅然辭去了哈佛大學的教職，完全回到了匈牙利。之后，他開始轉向政策研究，頻繁針對熱點問題發表各種文章。直到逝世前一年（93歲），他還在重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可謂“生命不息，戰斗不已”。

與科爾奈比，中國學者有多少理由抱怨？

科爾奈的學術成長歷程表明，他能夠從一個報社記者，依靠自學成才，“逆襲”成為哈佛大學教授和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要歸功于多種因素。

第一，家境優渥，從小接受了良好教育，培養了自主意識和廣泛興趣。第二，擔任記者時，見多識廣，并掌握了實地調研方法。第三，很早就明確了以學術為志向，并且堅定不移。第四，頻繁出國交流，擴大了眼界，結識了高人。第五，憑借哈佛大學等世界一流平臺，獲得了頂級資源，擴大了學術和社會影響。

然而，公平地說，以上五個因素中，除了家庭出身是外生的，其它四個因素都是后天努力形成的，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因此，與其說后面四個因素是原因，不如說是個人努力奮斗的結果。更何況，雖然科爾奈童年時期家庭優渥，但是之后多名親人被迫害致死，可以說是家破人亡。這樣的家境跟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并無必然關系。

看完科爾奈教授的自傳，我個人最大的感觸，不是發現了一個世界級經濟學家的成功秘籍，而是發現了一顆堅強的靈魂如何與逆境進行不懈的抗爭，是發現了“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真實寫照，是發現了自己“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作為年輕一代的學者，面對現實的種種困境，我們可能有很多抱怨。但是，跟科爾奈經歷過的事情相比，再跟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我們還有多少理由抱怨呢？

我們常常抱怨國內大學的經濟學訓練不完整，基礎不扎實，因此沒法追蹤經濟學前沿。

的確，對零基礎的人來說，不必說微積分、線性代數和概率論這些數學基礎令人望而生畏，不必說博弈論、計量經濟學和動態優化等經濟學工具讓人云里霧中，更不必說當代經濟學的前沿問題讓人摸不著邊。但是，科爾奈沒有讀完大學，也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完全憑借自己的興趣和毅力從零開始學習經濟學，反而能夠抓住真實世界中的重大問題，在學術研究上劍走偏鋒、獨辟蹊徑。

實際上，有很多著名經濟學家是半路出家，本科都不是經濟學專業，但都做出了重要成就。原因在兩個方面，一是一些其它專業的知識，例如物理學或計算機知識，可以遷移到經濟學專業上來，二是研究經濟學并不需要什么都懂，通常只需要在某個方面深入鉆研。

科爾奈慶幸地認為：“正因為我沒有一位導師可以讓我亦步亦趨地跟著他的步伐，所以我敢于提出有原創性的思想。也正是因為我不了解經濟研究的當代技術，我才沒有迷失在大量形式的和技術的工作中，也不必擔心我的回歸方程是否何用，也不用管頂級期刊和出版社的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嚴格的技術要求。”今天的經濟學者，經濟學基礎可能都超過了科爾奈，雖然肯定不可能都成為科爾奈，但是科爾奈的樂觀態度至少給我們帶來了希望。

我們常常抱怨自己英語不好，畢竟英語不是母語，因此在英文寫作方面先天不足。

但是，英文寫作不應該成為中國經濟學者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礙?？茽柲螐男W習匈牙利語和德語，年近30歲才開學自學英語，英語并不太好。事實上，他在1963年首次到西方參加學術會議時，都不敢說英語，而是說德語，然后請人翻譯。他所有的重要論文和著作，都是先用匈牙利文寫作，然后請人翻譯為英語或者其他語言出版。在哈佛授課時，他的英語發音帶著非常濃重的匈牙利口音，但授課效果受到學生高度認可。

可見，語言只是一種形式，關鍵是內容。今天的青年學者，英語好的比比皆是，還有很多語言潤色公司可以幫忙修改英文表達。因此，英語不好應該不是青年學者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礙了，主要障礙是如何在理論上取得突破。

我們常常抱怨學術界門派林立，文獻浩如煙海，理論創新太難。

要知道，科爾奈面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一直都是新古典經濟學占據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茽柲螞]有沉迷于在主流經濟學頂級期刊順利發表多篇論文的成功喜悅中，而是勇敢批判主流經濟學的缺陷：模型假設與現實不符，內在機理過于理想化，過于依賴價格機制。他以匈牙利這樣一個歐洲小國為切片，深入剖析了東歐計劃經濟體制的內在機理，總結出數量控制、排隊、管制等非價格的資源配置機制，并揭示了真實世界中存在廣泛的不對稱均衡和自主控制，從而彌補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刻畫資源配置方面的不足。

正是因為科爾奈“一只腳踏進了主流經濟學的門檻，一只腳仍在主流經濟學之外”，他才能夠不落窠臼、不守陳規，大膽創新，從而成為轉型經濟學的開創者。相反，如果他完全接受西方經濟學，亦步亦趨，最多會成為一個西方經濟學的熟練學徒而已，絕不可能取得諾貝爾獎級別的重大成就。是的，理論創新很難，機會永遠都在，但機會只留給敢于創新的人。

我們常常抱怨國際學術界存在歧視，對中國學者的文章格外挑剔。

以我的個人經歷，這至少部分屬實。如果一個學者使用印度數據，沒人會質疑數據真假，但使用中國數據卻必須不斷自證清白。中國研究的議題設定、稿件評審、文獻評價以及期刊出版，在相當程度上掌握在海外的中國研究學者群體手中，他們中有相當多的人并非華裔。

科爾奈當年也曾面對類似境況，那時的主流經濟學期刊哪里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論文？突破總是很難的，但科爾奈教授做到了。他自己認為，第一篇經濟學論文能夠被國際頂級期刊順利采用，是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用西方經濟學語言撰寫的論文，反映那里的真實情況。

換言之，要向世界講好本國的故事，首先要熟練使用西方經濟學的通用語言。故事講多了，信的人就多了，然后才能讓聽眾接受新的故事。

我們常常抱怨周遭環境嘈雜，沒法安心從事學術研究。

但是，跟科爾奈相比，我們已屬幸運?？茽柲问窃趹馉幍姆榛鹬虚L大，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兩次被單位開除，多次被傳訊，一度面臨坐牢的噩夢。他本來也可以在體制內謀求步步高升，但是他毅然放棄了這個鐵飯碗，選擇了以學術報國的獨特路徑，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在他的自傳《思想的力量》中，最讓我感觸的部分是，在多次面臨人生的重大抉擇時，他都能遵從內心的呼喚，始終堅持求真和向善。這種堅毅的人格必定滲透到了他的經濟學思想之中，因此才能實現理論體系的邏輯一致和所向披靡。在國際經濟學界，科爾奈并不是一個主流學者。如果沒有這份內心的堅守，就不可能有理論上的標新立異和卓爾不群。這種可貴的品質，乃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最重要的驅動力之一。

中國學者應該向科爾奈學習

我并沒有說抱怨總是不好的，事實上抱怨也是推進變革的力量。我是說，在我們沒有竭盡全力的前提下，抱怨會使我們喪失斗志。至少，我們應該在抱怨的同時，努力觸達自己學術上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公平地說，今天的年輕人至少在某一點上有抱怨的理由，他們面臨更加短視化、功利化的關鍵績效指標（KPI）考核，不得不為了生存以文章數量取勝。在科爾奈的時代，經濟學界更加看重文章本身的貢獻，而不是像今天這樣主要是看發表期刊的等級和文章數量。

晚年的科爾奈也曾對學術界的量化考核表示了不滿，甚至指責他曾經執教的哈佛大學在這方面都不能免俗。一位資深院長在卸任后坦承：當前學術界的主要矛盾，是青年學者“十年磨一劍”的學術理想和“一年磨十劍”的考核體系之間的矛盾。對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路在何方，不要問我答案。

匈牙利是一個人口不到1千萬、國土面積9萬平方公里的小國，人口相當于中國的一個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但是，科爾奈根據匈牙利的經濟體制特征提煉出了反映東歐計劃經濟體制的“軟預算約束”概念，并進而將這一概念推廣到全世界所有經濟體。這是一種相當了不起的概念化、理論化能力。

竊以為，中國學者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應該向科爾奈學習。

（文章來源于澎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