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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新聞】孫文凱、王湘紅:如何認識炫耀性消費?
發文時間:2024-11-18

一、現象與初步解釋

中國農民是收入最低的社會群體,其平均收入和消費水平只達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同時能看到的是,農民花費在婚禮、葬禮、日常交際禮品饋贈上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很高,高于城市居民在相關項目話費的比重。近期的一項針對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貴州省的三個山村的調查研究發現,從2004年到2006年,饋贈禮物支出大幅上升,從占收入7%增加到12%。超過了教育支出的絕對比重。

在2004年,其中兩個村子的家庭參與禮物贈送行為的比例分別為57%和67%,而到了2006年,這個數字上升到92%和95%,即幾乎所有家庭都在互相饋贈禮物。饋贈禮物價值也顯著增加。

其中,第一個村子從16元增加到63元,第二個村子從20元增加到150元,第三個村子從80元增加到250元。此外,結婚相關的花費,如所需的彩禮、婚宴花費,還有新修住房,喪葬所需的花費,如葬禮、宴請等也花費很大數量的現金。這些統計數字,和我以前老家的狀況差不多,所有家庭無論貧富,都在這些“大吃大喝”“請客送禮”等行為上花費甚多。可以說,這在中國農村是一個普遍現象。

很難想象這些并不富裕的農民在這些方面花費如此之多和如此普遍,并且這種現象長期存在并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2004年,上述研究提到的第一個村子有41%的家庭依靠賣血彌補家庭收入的不足,第二和第三個村子的比例也分別達到29%和20%。如果這些家庭不把錢花費在與維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無關的婚宴、喪葬、饋贈等行為上,他們的收入足以使他們根本不必做賣血這樣的行為。

另外,雖然農民收入近年提高較多,但現金性收入并不多,婚禮、葬禮和日常饋贈等行為多半使用現金。這必然導致農民遭遇日常生活的資金緊張。既然有這樣的后果,農民為什么要進行這樣的“不理性”消費?

傳統經濟理論無法解釋這些問題,因為它們都假設個體效用來自于自身消費的絕對水平。如果只是自身消費水平決定其效用,那么類似華而不實的消費將無疑降低其效用水平。窮人為什么要這么做呢?必須用心理學的一些東西來解釋。

近期,經濟學的很多基本理論驗證如對效用的認識越來越多的摻入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因素。最近的一些研究就針對上述現象提出了獨特的解釋,他們認為,相對消費水平也影響效用,個體從比別人更多的消費中獲得了額外的心理滿足。

這種想法很早就有,大概在19世紀末就有經濟學家提到,但直到近些年才得到重視。較早期的經濟學家把這種消費稱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認為居民在這些項目上支出,可以體現自己的財富能力。其中的邏輯是:不只是絕對財富水平影響人們的福利,相對于別人更高的財富水平更能夠使居民獲得心理滿足感。

但是,財富水平是不能觀測到的,屬于私人信息,而人們可以觀測到別人的消費水平,消費往往是和財富正相關的,是一個財富水平的代理變量。因此,人們炫耀自己的消費,可以使別人相信自己是具有較高財富水平的,從而使自己獲得心理滿足感。人們不但關心自己的收入、消費,而且還要和別人特別是同等地位的人比較,從比較中獲得正或負的效用。

這種解釋意味著,越是消費沒用的或華而不實的東西,越能證明其富足程度。近年,中國農村外出打工人數增長極快,從1999到2003年,外出打工人數從5200萬增長到9800萬。近75%的中國農村年輕人外出打工。這些人外出務工收入很大部分寄回家里,改善了家庭在當地的收入地位,也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炫耀性消費。

二、世界各國的類似現象

這種觀點,即相對收入和消費影響福利,不只在中國有例證,同時也被世界各地的很多經驗研究所證明。對瑞士的一項研究發現,隨著平均收入上升,居民個人對收入增長的渴望在增加,即當人們看到周圍人的收入都在增長時,他對自己收入增長的渴望更加強烈,并且這種攀比的欲望降低了其主觀效用水平。

對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認為的快樂程度與鄰居的收入水平負相關,即鄰居越幸福,自己越不舒服。在尼泊爾,貧窮的家庭對住房、食物、服裝、醫療和教育的評價與所在地區平均消費水平正相關,即當周圍人消費水平上升時,自己增加消費能夠帶來更多滿意度。

反過來說,如果自己消費沒有跟上周圍人的水平,自己會感覺到更大的不幸福。對美國的另一項研究發現,雖然對不同個體而言,個人收入和滿意度正相關,即收入高的人滿意度絕對水平高,但平均滿意度與整體收入水平及其變化無關,即雖然收入都在上升,但如果沒有改變相對于別人的收入地位,那么其幸福感并沒有提高。這意味著,相對收入可能比絕對收入對主觀福利影響更重要。

對玻利維亞的一項研究發現,窮人為了“跟上同類人”(keep up with the Joneses),愿意在炫耀性消費品上更多支出。對印度的研究發現,在印度的某個貧困地區,86%人口生活在每天2美元這樣貧困線以下。

即使這個地區有65%男性和40%女性身體健康狀況處于不良狀態,但是,這里的居民平均將10%的年收入花費在節日慶祝上,5%收入花費在煙酒等社會交際性消費品上。在對非洲窮國加納的一項研究中發現,盡管這里79%的人口每天生活費用不到2美元,但每次葬禮的花費都在2000-3500美元左右。在南亞地區,結婚時大肆鋪張,結婚花費平均而言是家庭收入的六倍。在非洲,結婚消費也達到家庭收入的4倍。

毫無疑問,這種看似無關于自身效用的支出行為損害了社會福利,出現了在無關緊要項目消費上競賽的“囚徒困境”。這是個體與總體的矛盾,個體炫耀性消費導致了社會整體較低的社會福利。一項研究指出,美國的炫耀性消費導致了較高的房屋價格、較高的個人破產率和較高的離婚率。

近年的研究,進一步把“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提升為“地位性支出(positional spending)”,上文提到的請客送禮、奢華的婚禮和葬禮以及購買豪華住宅等都屬于為提升自身地位而進行的支出。人們關心自己的相對地位,還有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一些窮國的精英們“寧做雞頭,不做鳳尾”,他們并不愿意移居富國,因為那將失去其在本國相對高社會地位帶來的優越感。

三、其他可能的解釋

在上文的解釋中,根本的解釋是相對地位(收入、財富等)直接影響福利。為了證明自己的地位,人們不惜進行“金錢競賽”,以獲得勝利的滿足感。比如,歷史書上常提到的晉朝皇帝司馬炎的舅舅、后將軍王愷與前司徒石苞之子、散騎常侍石崇斗富的故事,就是同類人競爭財富地位的典型例子。此時,地位性支出或者說炫耀性消費更多的是起到一種信號作用,用以區分不同人群。

人們進行炫耀性消費,意在努力將自己歸入收入更高的人群中去。這種解釋有一個可能的推論,即越貧窮或地位越低的人越可能發出更多信號。很多現實的例子證明了這種解釋的正確性。

比如,為了證明自己屬于地位較高的人群,青年人由于沒有更多可以展示的信息,可能更傾向于炫耀性消費,而老年人已經展現出來的信息較多,不再需要發出更多信號。美國學者的研究發現,相比于白人,黑人甚至西班牙人都傾向于在衣服、首飾等看得見的消費商花更多錢。當然,真正的富人為了區別于其他人,顯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也會發出信號。

比如,藝術品收藏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地位性支出,豪華別墅、游艇也是有效的信號。并且,這些都導致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房價、奢侈品價格急速上漲。在我國,近年越來越多地出現了類似現象。

比如前不久聽到的新聞:有富豪花費400萬元通過空運購買了一頭藏獒,從機場到家動員了幾十量奔馳汽車護送。有富豪慶賀父親大壽,連擺數天高檔宴席,宴請賓客,并且不收任何錢和禮物。

但是,用以上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農村居民在婚喪嫁娶上大量支出的現象。因為地位性支出或炫耀性消費的一個目的是使其他人相信自己的收入或財富水平是高的,但在農村,人們之間了解的是較多的,長期比鄰而居、日常頻繁的交流和互相幫助使得彼此有較多的了解。

此時,一個很貧窮的人增加炫耀性消費并不能使其他人相信自己收入很高,達不到發出可信信號的目的。另外,炫耀性消費不能解釋的現象是:同樣住在一個村子里,但新進入村子的村民在相關方面花費往往很少,或者,在一個多民族聚集區,少數民族居民進行炫耀性消費也極少。顯然,炫耀性消費的作用并不會因為他是新居民或少數民族居民而減少,但事實是這些人的地位性支出很少。

此時,經濟學家們考慮了社會網絡的作用,即這些婚喪嫁娶的相關支出,是為了維持一定的社會關系。如果不參與這些大眾都參與的消費,將被排斥甚至打壓,而如果參與這些類似社交作用的活動,那么在面臨困難時可能獲得周圍人的幫助。

新居民或者少數民族居民則有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毫無疑問,地位性支出或者純粹為炫耀而支出是可能的,但用建立社會網絡的目的解釋貧困地區的這些無關商品高消費現象是一個有力的補充。

它也意味著即使大家都清楚自己和周圍人的財富和收入水平,但他們仍然會進行這些支出,以獲得一個良好的社會網絡。為了維持這些網絡,即使再貧窮的人,也值得花費很多。

上述解釋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要維持好的社會關系,可以有很多方法,為什么非要大量花費呢?另一個解釋因此產生:在我國農村,婚喪嫁娶這些大場合下的消費也有一定的融資作用。村民們發現,即使省吃儉用,在他們面臨孩子升學、結婚建房等大型支出時,仍然是力不從心的,甚至平時根本不能存下什么錢。

在別人的婚喪嫁娶時送一些現金或禮物,可以在自己家里面臨這樣的事件時通過接受他人饋贈渡過難關。這樣,即維持了社會關系,又能夠融資以應付大型支出,這是我國農村相關項目支出的一個更全面的解釋了。在我的印象里,我的老家,一個東北農村,在孩子升學和結婚時,家庭會收到親友大量的現金饋贈,這是孩子學費和結婚用品購買及住房修建支出的重要來源。

婚喪嫁娶等方面的較大開支可以由以上所說的種種理由解釋,但是有時候風俗和習慣也是一個重要的解釋因素。不難想象的是:在維持了如此之久的相關花費習慣之后,即使上述的種種理由不再成立,即相關支出不能證明其地位,并且不能帶來較好的社會網絡和融資作用,這種現象仍然會因為習慣而繼續下去。并且,相互饋贈屬于一種永無休止的循環過程:當接受了別人的饋贈之后,自己無論如何也要在適當的時候反饋回去。如此無休無止。

四、總結評價

如果這些消費完全屬于炫耀性消費,即一些人有了錢以后為顯示自己的優越和地位,從事浪費性消費。或者即使是貧窮的家庭,為了獲得心理滿足感,也會將有限的資金花費在一些無關緊要的支出上。從道德層面看,這類支出反映了人性中丑惡的一面,應該抨擊。

在我國,媒體和輿論確實對相關浪費性消費有較多批判。有錢的炫耀性消費屬于浪費,而無錢的炫耀性消費則是虛榮。從另外的角度看,炫耀性消費會促進創新、提供就業機會,富人的炫耀性消費則可以擴大國內需求,一定程度上改善財富分配不平衡狀況。因此,對炫耀性消費也不能下定論,很難說它一定是好的或者壞的。

無論如何,有三點是值得總結的:

第一,對炫耀性消費的批評并不能阻止其規模的擴大。隨著收入增加,炫耀性消費只會愈演愈烈,甚至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第二,并不能將相關消費完全用出于炫耀心理來解釋,在我國農村,社會網絡和融資功能也是其不可忽視的作用。

第三,如果相對收入對福利水平更重要,這就有很強的政策意義——相對于經濟增長,政府需要花費更大力氣用于調整收入分配。

(文章來源于新浪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