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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資本論》辯證法的真情告白一一建黨百年重溫《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

本期政經大講堂第八講的主題是“《資本論》辯證法的真情告白一一建黨百年重溫《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由福建師范大學原校長、福建師范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平教授進行講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謝富勝教授主持。

李建平教授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百年發展與《資本論》密切相關。值此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有必要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資本論》的關系。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直接產物。隨著學習研究《資本論》的深入，共產黨人逐漸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并將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最終在毛澤東同志的帶領下，實現了革命的成功，建立起社會主義新中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通過翻譯、編輯和出版《資本論》，進一步促進了《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與研究；另一方面，積極把《資本論》的基本原理運用于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和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批判，取得了土地改革、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重大成果。但是，在實踐中也走過彎路。究其原因，在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在于在方法論上沒有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從而陷入了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這一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重新回歸，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工作重心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轉移，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與此同時，《資本論》的宣傳和研究也迎來了又一個高峰期，學者們運用唯物辯證法這一科學方法看待和解決實踐問題，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20世紀80年代后期，社會主義遭遇挫折，《資本論》的教學研究也受到較大沖擊。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反復強調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讀原著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和方法論的最有效方式。

在論述第二版跋對《資本論》辯證法的真情告白之前，李建平教授首先介紹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之前的幾個重要歷史事實。第一個重要歷史事實是1857年8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在其中不僅論述了建構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的敘述方法，肯定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強調要處理好邏輯與歷史的關系，而且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持批判態度，在《資本論》中起著巨大作用的“辯證法”這一概念在這里還沒有出現。第二個重要歷史事實是馬克思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這封信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表明，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一方面還要繼續批判其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性質，另一方面對蘊含其中的“合理的東西”開始予以充分肯定，并且在政治經濟學材料加工中加以應用和發展，并打算專門寫書對此進行闡述。這是對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巨大轉變。第三個重要歷史事實是恩格斯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兩篇書評。第一篇書評著重強調，新產生的“這種德國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第二篇書評中恩格斯明確指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所運用的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而且指出馬克思所批判地應用、改造和發展的黑格爾唯心辯證法，并依此制定出一種新的方法，其意義堪與他們十五年前共同創立的唯物史觀相媲美。《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后與黑格爾辯證法有關的幾件事，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就《資本論》中辯證法的運用及部分章節的結構的通信、對杜林的批判等，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歷史事實。總之，從1857到1872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方法發生了很大改變，《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的發表為公開表達這些變化提供了一個絕好契機。

然后，李建平教授充分肯定了第二版跋在經濟思想史和方法論方面的價值，認為怎么評價都不會過分，是對《資本論》辯證法的真情告白。第一,辯證法作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方法，首次得到確認；第二,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都要運用辯證法；第三，馬克思詳細闡述了《資本論》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區別。第四，馬克思表達了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致敬，拯救了黑格爾辯證法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第五，馬克思概括了《資本論》辯證法的階級性和精髓。李建平教授指出，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關于辯證法的真情告白中可以看出：馬克思第一次公開宣示，《資本論》的方法是來源于黑格爾但又經過徹底批判改造的辯證法，而且在《資本論》中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辯證法已經達到了水**融的地步。馬克思關于辯證法的告白，無論在科學上還是在道德上，都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光輝榜樣。

之后，李建平教授闡述了第二版跋關于辯證法深情告白的深遠影響與當代價值。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關于辯證法的真情告白為后來的辯證法研究拉開了序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兩部著作中集中論述了辯證法，對辯證法進行了拓展與提升。列寧關于辯證法的論述主要體現在《哲學筆記》和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不僅關注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以及如何被馬克思吸取并運用到《資本論》的創作中去，而且對辯證法發展觀進行了精辟的概括，促進了辯證法研究的深入。毛澤東重視對唯物辯證法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對唯物辯證法的杰出應用。可以說，歷史之所以選擇了毛澤東，除了他對于中國實際有更多的考察與認識之外，還因為毛澤東最早深刻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唯物辯證法。毛澤東強調辯證法對于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習近平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他指出，唯物辯證法“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一貫倡導和堅持的方法”，特別強調領導干部要學好用好辯證法，開辟了新時代唯物辯證法繼承和發展的新境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謝富勝教授進行了點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的方法論既是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重點問題，也是難點問題。特別是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要講好講細非常不容易，需要很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功底。今天李建平教授為我們系統地梳理了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形成過程，闡述了馬克思關于唯物辯證法的真實含義，同時也說明了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習近平等是如何運用辯證法的，這些梳理和分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有非常大的幫助。謝富勝教授認為，李建平教授始終立足于馬克思經典文本進行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研究，他所講授的唯物辯證法、矛盾分析法正是經濟學研究“問題導向”的方法論依據。新發展格局的構建要以問題為導向，其實也正是要用矛盾分析法去解決中國在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透過現象看本質”知易行難，需要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有深刻的了解才行。最后，謝富勝教授代表政經大講堂和參加本次講座的所有學員向李建平教授的專業講解和精彩授課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