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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5日上午，由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政經大講堂第十四期”系列講座第十三講順利開講。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本講繼續采用匯賢學堂與學術志等直播平臺進行，本次講座線上聽講人數達3.3萬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李瓊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講座。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謝富勝教授以“人類文明新形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進行了講授。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講話中首次提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此后，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研究，高度肯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概念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但對其具體內涵則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讀。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究竟“新”在何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是“人類文明新形態”？謝富勝教授認為，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出發點和側重點是“社會形態”，它的“新”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它是隸屬于“物的依賴性”階段的新的獨立文明形態；第二，它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積極揚棄；第三，它突破了五種社會形態單線發展的傳統理論，開辟了人類社會形態演進的新模式。“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回答了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在吸收資本主義全部文明成果的同時防止資本主義發展的災難性后果的歷史之問，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

一、文明、社會形態與文明形態的演變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文本中多次出現了“文明”概念，但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涵義。盡管具體涵義有所區別，但都肯定了文明是物質生活實踐的產物，必須以一定的形態存在，并在具體層面豐富發展著這種形態。文明的基礎和根源是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其所產生的生產關系和豎立在這些生產方式總和之上的上層建筑，即一定的社會形態。一定的社會形態對應著一定的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文明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使得社會形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具體化，從而構成了文明的社會形態，即文明形態。

文明形態的演變依托于社會形態的發展，后者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是在社會矛盾的推動下從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演進的歷史過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文本中存在兩種社會形態劃分標準：一種是根據人的發展狀態，將社會形態的大歷史時代區分為“人的依賴關系”、“物的依賴性”和“個人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等三大形態；另一種是根據生產方式的特殊性質將社會形態分為原始氏族社會、古代奴隸制社會、中世紀農奴制社會、近代雇傭勞動制社會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五種形態。其中，“五種社會形態”是西歐社會形態的演變模式，并不是“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也不意味著“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因此，社會形態的發展具有一元多線特征。“一元”是指歷史的統一性：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形態的演變具有一般的、共同的規律，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多線”則是指空間的多樣性，即：一方面，處于同一社會形態大歷史階段的文明可以發展出不同的具體形態；另一方面，文明形態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使得不同文明程度的文明形態在空間上并存。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總會有某種文明形態在世界范圍內占主導地位，影響了人類歷史的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由于發展出機器協作的勞動體系、造成了商品關系的普遍化和開啟了世界歷史等原因，與傳統文明形態區別開來，從而成為了現代文明的唯一載體。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進步性，但其本身蘊含著內在矛盾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激化。隨著資本疆界不斷擴張，壟斷、金融化和經濟全球化程度加深，貧富分化、經濟和金融危機、氣候和環境危機等問題日趨嚴重。

二、共產黨人對新社會形態的探索

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為邏輯依據，馬克思恩格斯闡明了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性，并基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踐和基本國情，探討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等問題，使社會主義從空想發展為科學。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是共產主義社會誕生的歷史前提，因此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且只有在幾個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取得勝利。然而，由于歷史和實踐的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預料到也沒能從理論上回答不具備這些條件的落后國家應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列寧領導俄國人民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證明了社會主義作為奪取政權的計劃可以在一國并且是在落后國家內取得勝利。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后，主要任務就從變革舊的社會形態轉變為建設新的社會形態，從消滅舊的經濟形式轉變為創造新的經濟形式。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和本國經濟文化水平的落后，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仍是亟待解決的難題。列寧領導人民先后實施了“直接過渡”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迂回過渡”的新經濟政策，鞏固了蘇維埃政權，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后來斯大林開創了高度集中的“蘇聯模式”，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貫徹了按勞分配原則，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但在低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束縛了經濟發展。隨著蘇聯經濟在發展中遇到困難，蘇聯歷屆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也表現為一個逐步后退的過程。直到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進程被終止，無產階級在經濟發展落后國家奪取政權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是蘇聯共產黨人未能回答的問題。

與俄國不同的是，基于近代中國作為被侵略的落后國家，其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判斷，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建立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面對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曲折艱辛的探索。由于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不長，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經驗十分有限，黨和人民在基本戰略、路線、方針和政策上出現了一些失誤，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遇到挫折。改革開放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及時反思了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方位，修正了超越發展階段的錯誤，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但依然沒有從根本上突破“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局限性，沒有從社會形態層面闡明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帶來了一些新的理論問題。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持續時間與“階段”屬性相矛盾；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動態發展、不斷變化的，“階段的階段”的表述容易造成語義重復和含糊；三是我國即將在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否意味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束，這些問題都還是目前理論研究的未竟之地。

三、人類文明新形態“新”在哪里？

第一，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和演進。19世紀中后期，落后國家文明形態的發展進程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和侵略而中斷。落后國家要想打破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混合形態，必須采取革命手段從根本上改變社會性質，從上而下地重塑生產條件，逐步探索并進行制度建設。1949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為建立新的社會形態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建立在現代生產的基礎上，新中國要向現代生產過渡，就必須在國家主導下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前提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經過三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基本建立，為創造新的社會形態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除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外，現代生產的另一特點是發達的商品經濟。20世紀末，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充滿新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實現了新的歷史性跨越的同時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習近平同志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戰略目標，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核心就是要通過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朝著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共同富裕邁進。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獨立的文明形態。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具體化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這五大文明，它們分別具有各自的內涵。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必須長期堅持的發展道路，從持續時間來看構成一個獨立的文明形態。鄧小平同志曾提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引用鄧小平的論述，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國社會主義實踐始終隸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普遍交往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可以在一國開展，但無論生產力多么發達，只要社會主義仍然是具有地域性的國別現象，始終都隸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四是從人類文明形態演變的歷史方位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處于“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階段，正向馬克思和恩格斯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邁進。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積極揚棄資本主義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極揚棄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是現代文明的新載體，豐富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形態。在物質文明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緩解了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發展人民自己參與和管理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超越了以資本為中心的、社會精英集團競爭公共權力的西方式“精英民主”；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根植于中國土壤，具有民族性和時代性；在社會文明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共同富裕的崇高目標，在經濟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消除了絕對貧困；在生態文明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著力克服由資本逐利性驅使的對自然界的過度掠奪。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般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相關論述，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般規定，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堅持加強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貫徹新發展理念；三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四是堅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五是堅持穩中求進的方法論。只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存在，這五個方面就始終存在，所以把它稱之為“一般”。

四、人類文明新形態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貢獻

第一，“人類文明新形態”突破了“五種社會形態”單線發展的教條。與西歐社會的“五形態”演變不同，中國已經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前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并朝著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方向邁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階段的時空壓縮，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各種形態的資本，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資本及其生產方式帶來的種種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

第二，“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探索的集大成。“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不可能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個完美無缺的生產關系，也要有一個不斷成熟和完善的過程。”“人類文明新形態”正是由現在向過去、由成熟充分的發展向不成熟不充分的發展的逆向考察和推導，集成了共產黨人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的探索，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實踐，系統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已有的理論創造，抽象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般規定。

第三，“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解決了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面臨的重大理論難題。“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術語革命”，彌合了經典社會主義理論與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具體實踐的差異：一是落后國家可以建設社會主義，并構成新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隸屬于“物的依賴性”社會，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同時吸收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端；二是這種新社會形態始終存在生產資料局部占有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規定了社會的根本性質；三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構成的新社會形態是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環節，但僅靠一國的努力，無論生產力多么發達，這種社會形態的根本性質都不會發生改變，只有幾個發達國家轉向社會主義才有可能最終建成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

第四，“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是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樞紐。總書記提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性質，兼具“物的依賴性”社會的客觀特征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價值取向，是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并列存在的新的社會形態，也是具有特殊歷史結構的社會形態。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內外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總書記科學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做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論述，并能夠以“人類文明新形態”、“把握新發展階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等重要論述為核心，構成“一般—特殊—具體”的學術化理論體系：“人類文明新形態”構成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層次，“把握新發展階段”構成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階段層次，“構建新發展格局”構成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現實問題層次。

五、結語

判斷一個社會所處的社會形態的性質是馬克思主義者揭示社會運動規律的必要前提，更是共產黨人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條件。馬克思恩格斯以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主體，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理論上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列寧分析了資本主義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社會性質，創立了帝國主義論，提出了在資本主義比較薄弱的地方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并付諸實踐，開創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同志正確分析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創立了新民主主義論，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習近平同志準確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社會運動規律，突破性地提出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全新論斷，同“把握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等其他重要論述一起，共同構成了科學的學術理論體系，開創了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后，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時代高峰和理論巔峰。“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我們認識真理、進行理論創新就永無止境”。“當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踐提出了大量亟待解決的新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之題”。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將在解決中國重大現實問題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回答好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最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李瓊副教授對謝富勝教授的精彩講授表示衷心感謝。她認為，謝富勝教授圍繞人類文明新形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題，從文明、社會形態與文明形態的演變、共產黨人對新社會形態的探索、人類文明新形態“新”在哪里、人類文明新形態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這幾個方面做出了系統梳理和總結，演講資料詳實，邏輯清晰緊密，論點極具獨特性、創新性和啟發性，為我們繼續深化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研究框架和綱要，整場講座體現了謝富勝教授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功底和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方法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能力。李瓊副教授再次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對謝富勝教授和今天在線聽課的學員們表示感謝。

至此，政經大講堂第十三講圓滿結束，“政經大講堂第十四期”系列講座也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