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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4日上午，由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政經大講堂第十四期”系列講座第十二講順利開講。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本講繼續采用匯賢學堂與學術志等直播平臺進行，本次講座線上聽講人數達3.1萬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范欣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講座。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教授以“新發展階段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主題進行了講授。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正確認識社會主義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從十八大以來，總書記不斷強調新時代和新發展階段，這啟示我們：在新發展階段要做好工作，首先要對自己的發展階段有一個明確的判斷。如果搞不清我們自己處于什么階段，就很難制定具有一致性的政策和指導性的方針。

一、階段問題的重要性

劉守英教授認為，對發展階段的認識在任何時期都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落后國家的轉型不是制度的演化，而是制度的建構。我們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根本制度，在不斷的完善過程中實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超越，最終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這其中既有獨特性也有困難性。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還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實踐，都沒有提供可以借鑒的構建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經驗，只能靠自己去探索和實踐。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任務，但是又需要去超越，這往往導致在實踐中會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甚至會出現冒進的情況。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通過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構是一種革命性的方式。那么，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到進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社會的發展要不要分階段、如何分階段、發展階段確立后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劃分小的階段，這不僅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因此，對社會主義階段的認識和判斷有時會決定現代化的成敗，也會決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實踐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開啟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式現代化征程。階段的認識、判定和實施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變遷和現代化進程影響深遠。因為，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探索和實踐中，我們在階段的認識、判定和實施上，既有失敗的教訓，也有成功的經驗。黨的十八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就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新發展階段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關系是什么？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小階段，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后的一個發展階段？因此，正確認識新發展階段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關系，明確新發展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方位和歷史地位，關乎到我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

二、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及其劃分依據

第一，發展是有階段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要經歷三個階段，分別是過渡時期、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1850年3月《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提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第一階段是民主主義共和國，“民主派將會取得統治，他們將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帶點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第二階段是社會共和國，這是“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共和國”，屬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第三階段是社會共產主義共和國，這是“帶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共和國”，要實現向完全共產主義的過渡，相當于社會主義階段；第四階段是純粹共產主義共和國，相當于共產主義階段。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中也提出，無產階級專政要經歷三個發展階段：一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過渡，要經歷“長久的陣痛”，二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三是“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第二，發達程度決定發展階段。馬克思和列寧的發達社會主義具有如下特征：在物質上，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機械化、自動化程度有很大提高，物質產品大為豐富；在思想上，共產主義覺悟大大提高，消除了小生產者習慣勢力和小生產者心理，精神產品大為豐富。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會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成功，經過“陣痛”后進入這個階段。美國和西歐的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國家可以不經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直接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俄國、中國等小資產階級占優勢的國家，要經過很長的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才能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

第三，發展階段決定制度特征。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自己的設想：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的共產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是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為基礎，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給予社會的一切；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但是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已歸整個社會所有。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但勞動者因為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不平等的權利不可避免。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社會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第四，超越階段導致發展后果。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列寧設想了新的更好的社會主義社會，曾試圖通過“直接過渡到國家按共產主義原則進行生產和分配”，以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將落后的生產關系變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樣的直接過渡忽視了俄國生產力落后的現實和發達程度不足以支持俄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最后不得不采取新經濟政策，退回到間接過渡，為俄國無產階級通向社會主義找到正確道路。1936年11月，斯大林在《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正式宣布，“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到1939年3月，斯大林正式宣布蘇聯已進入“共產主義階段”。赫魯曉夫在蘇聯已進入共產主義階段的判斷上繼承了斯大林的觀點，勃列日涅夫堅持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從實踐來看，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正是因為對發展階段的錯誤認識和冒進導致了后來走向悲劇。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在我國取得土地改革、國民經濟恢復、“一化三改”的勝利后開始考慮社會主義階段和現代化問題。他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有可能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進入到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二是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進入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經過后一階段，物質產品、精神產品大為豐富，人的共產主義覺悟大為提高，進入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1953年，我們黨將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段時期設定為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但是，由于將“過渡時期”誤解為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最終導致重大損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不劃分歷史階段或者將不同的歷史階段混淆，都會導致把某一階段存在的現象、因素擴大為社會主義幾個發展階段都有的現象、因素，把從資本主義到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發達的社會主義看作同一個歷史時期，從而導致不能正確地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產生政策上的錯誤。

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本質特征

第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確立。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黨中央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黨的十三大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這意味著，一方面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社會，另一方面，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黨的十四大肯定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上作出的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再次重申這是一個至少上百年的很長的歷史階段，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十五大再次強調，中國最大的實際就是現在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指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第二，不發達是判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依據。從社會性質來講，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但是，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又導致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從基本國情來講，我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于世界后列，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工業水平、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發展極為不均衡。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五大指出，這個主要矛盾要貫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我們自己的發展。黨的十六大指出，我國仍然處于不發達的階段，目前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重申并強調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七大指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征，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還存在差距。

第三，改革與制度的完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動力。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而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發達程度，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予以確立和不斷完善，是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任務的根本保障。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制度特征，明確指出要依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發達程度和主要矛盾變化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行完善。十三大再次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通過改革要解決制度問題的必要性。十四大指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十五大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成熟，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十六大明確了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十七大提出要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發展完善。

第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任務是實現現代化。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十三大提出，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十四大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十五大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階段。十六大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使社會主義中國發展和富強起來，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十七大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

四、新發展階段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第一，新發展階段的判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進軍，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與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對應，新發展階段的判定依據主要是發達程度和主要矛盾的變化。一方面，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躍上新的臺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新的一大步。另一方面，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第二，新發展階段的任務和階段性目標。新發展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第三，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階段。新發展階段的判定和提出，體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動態性和發展性，但是并沒有超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范疇。一方面，新發展階段的判斷表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變化和動態特征，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動態性和發展性。另一方面，新發展階段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是由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時我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的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發展階段發達程度仍然不夠高，社會生產力與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仍然沒有消除，因此新發展階段仍然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階段。

五、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新發展階段的重要任務

共同富裕的內涵，第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其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第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征。同“兩步走”現代化目標相適應，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是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第三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共同富裕一是“富裕”，實現全體人民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二是“共同”，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不平等程度縮小。第四是共享發展。共享是全民共享，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數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共享是全面共享，全面保障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的合法權益；共享是共建共享，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都有成就感；共享是漸進共享，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即使達到很高的水平也會有所差別。第五是要實現人人有收入、戶戶有就業、家家有房住，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個有之”，建成民生中國。第六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絕不是均等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更不是“劫富濟貧”。把共同富裕放在重要位置，也不是把分配放在第一位、把發展放在第二位。推進共同富裕，不能好高騖遠，作出兌現不了的承諾，需要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有充分估計，需要長期努力、分階段實施。

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是解決城鄉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新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表述，是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作出的。另一方面，我國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城鄉差距。1978-1984年，我國農村地區開始廣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放了農民從事農業活動的權利，但是城市的權利限制性體制并未發生改變，這一階段城鄉差距是較小的。1985-1996年，城市地區開始進行改革，但是農村地區的改革主要是在農村地區內部進行的，城市對于農民是封閉的，因此這一階段城市財富增長的能力強，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快于農村居民，城鄉差距開始拉大。1997-2009年，我國城市化進程開始加快，城市雖然開始對農民開放，但僅僅開放打工權，農村地區權利限制加大，因此這一階段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最高的。2009年以后，我國城市地區的改革進度開始放慢，農民的市民化程度得到一定程度地提高，這一階段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開始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并非天然就大，其中有很大的體制性因素在起作用，既包括原來的城鄉二元體制，也包括改革開放進程中對農民和城市居民權利開放程度的差異。

最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范欣副教授對劉守英教授的精彩講授表示衷心感謝。他認為，發展階段問題既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方面，也是目前學術界容易引起爭議的話題，爭論的焦點在于如何科學地對發展階段進行劃分。劉守英教授首先指出了階段問題的重要性，接著詳細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和劃分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新發展階段，并指明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新發展階段的重要任務。事實上，這五個方面包含了階段論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對于從事發展階段問題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等方面的研究人員有很強的指導性和啟發性。范欣副教授再次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對劉守英教授和今天在線聽課的學員們表示感謝。

至此，本期政經大講堂第十二講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