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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守英：百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政治經濟學

本期政經大講堂第十講的主題是《百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政治經濟學》，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教授進行講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范欣副教授主持。

劉守英教授認為，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以來一直在解決中國的矛盾問題、道路問題和制度建設問題。這既是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主題，也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題，將這兩個主題連接起來的是中國的土地問題。也就是說，這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利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治理中國的基本主線就是土地制度。

劉守英教授從解讀習近平總書記講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入手，認為江山和人民的關系的核心內容是土地，土地是連接政權和人民之間最重要的紐帶。如果立足于人民的利益，把土地問題解決好了，就能得民心，就能得江山、穩江山和壯大江山。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取得、穩定和整個國家建設的壯大，實際上靠的是土地問題的解決。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百年有兩個最重要的主線，一個是基本制度，我國從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的基本制度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另一個是現代化，我國從模仿蘇聯、跟隨蘇聯到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在基本制度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土地制度起到了紐帶的作用。比如，在革命時期依靠土地革命贏得農民、取得政權；過渡時期，依靠土地改革兌現土地革命時期給農民的承諾，并通過合作化為農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提供制度準備；建設時期，通過土地集體所有制為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工業化提供制度保障；改革時期，通過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獨特的土地制度創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制度力量；進入新時代，通過現代土地制度的建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建設現代化強國提供基礎性制度。

劉守英教授首先簡要介紹了國民黨大陸時期的土地改革。在國民黨時期，中國已經處于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前夜，一方面人口劇烈增長和土地資源的高度緊張破壞了中國人地關系的基本國情，另一方面外來的力量也破壞了中國傳統的鄉村結構。這個時期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土地制度和社會經濟的關系，過高的租佃和借貸、惡化的貿易和過重的賦稅都不利于整個中國傳統農村結構的穩定。因此，雖然國民黨時期有強烈的土地改革需求，但卻因為解決財政問題橫征暴斂沒有解決好土地問題，得罪了當時的農民，最終丟掉了江山。

然后，他分四個階段探討了建黨百年來土地制度和基本制度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關系。

第一個階段是中國革命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依靠土地革命贏得農民，取得政權。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直到中共三大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主要由熟悉農村情況的黨員和農民領袖在進行；五大提出了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思路和解決方案：在土地國有的同時成立農民組織，這兩大主線成為當時推動農村轉變的最重要的兩種力量。土地革命時期，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通過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土地革命的方式解決土地歸屬的問題，從而獲得了土地的治理權和政權?？谷諔馉帟r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在抗日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廢止苛捐雜稅，以及保障地主的人權財權地權來建立全國人民統一戰線，從根本上鞏固了抗日民主政權。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發出“五四指示”和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讓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從而建立了發展現代化國家的政權基礎，。

第二個階段是建設時期，通過土地集體所有制為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工業化提供制度保障。在建設時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工業化這兩大目標都要求我國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這就需要進行土地改革，在農村建立共產黨政權的同時改變中國傳統的地權結構。一方面，鄉村政權的建立為中國共產黨在農村推動土地改革后的農村制度變革提供政權基礎；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是為了發展生產力，為國家工業化做準備。在過渡時期，依靠土地改革兌現對農民的承諾，并通過合作化為農村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提供制度準備。在通過農業合作化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后，中國共產黨實行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等體制將合作化運動推向頂點，土改時期形成的農民土地所有制已經被公有制取代。此外，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還在農村實行統購統銷制度，通過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推進整個中國工業化體系的建成和國家工業化的實現。

第三個時期是改革時期，通過農村家庭承包制和獨特的土地制度創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制度化力量。在改革時期，土地改革還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中國式現代化的主線進行。一方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制度作為政治制度和法律安排的集體所有制，創新性地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和農戶使用權分離，將集體所有制做出了不同的權利安排形式。另一方面，允許農民利用集體土地從事鄉村工業化。在此之前，農村集體土地的主要功能是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低價的糧食。此外，1998年《土地管理法》頒布后，中國獨特的土地征用制度大大加速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壓縮了中國結構轉型所需要的時間。

第四個時期是進入新時代，通過現代土地制度建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強國建設提供基礎性制度。進入新時代后，小康社會已經全面建成，中國已經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的新征程。他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關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一定要有現代土地制度的配套。一方面，要進行農村承包地的“三權分置”改革，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的同時放活土地經營權；另一方面，在完善征地制度改革，保證土地權益和市場在土地使用中的基礎性作用，推進征地制度與現代化國家的建設相匹配的同時，要推動宅基地制度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范欣副教授進行了點評。劉守英教授用詳實的文獻資料和充分的數據資料論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制度變革的演變歷程及其背后的邏輯。從國民黨因為土地問題丟掉江山開始，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依靠土地革命取得政權、建設時期通過土地集體所有制為社會主義和國家工業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時期通過獨特的土地制度創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制度力量再到新時代通過現代土地制度的建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基礎性制度，土地制度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百年治國理政實踐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之間的紐帶。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的土地制度變遷，實際上是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有機結合，是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必要性的高度統一。劉守英教授的講授不僅為中國近代以來土地制度的變遷完成了系統梳理，同時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獨特視角。最后，范欣副教授代表政經大講堂和參加本次講座的所有學員對劉守英教授的精彩講授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