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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19日19:00，“發展理論與中國實踐”系列講座第十三講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728室成功舉辦。此次講座的主講人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陶然教授，講座的主題為“關鍵歷史轉折點與初始制度微小差異——中蘇轉型的比較研究”。

陶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經濟轉型中高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中蘇轉型模式比較，中國與東亞增長模式比較，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和戶籍制度改革等領域。出席此次講座的嘉賓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教授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多位專家學者，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科研院所的近百位研究者、學生參加了此次講座。

劉守英教授作為主持人，向聽眾介紹了陶然教授。劉守英教授指出對關鍵歷史轉折點和初始制度差異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非常重要的主題，陶教授對這個問題關注已久，期待他的精彩演講。

陶然教授對大家的歡迎表達了感謝。陶教授首先用兩個例子解釋了初始制度差異的重要性。一是貴族和農奴權利的微小差異導致了東歐和西歐的分野。1324年鼠疫之后歐洲人口大量減少，農奴制在農奴主勢力稍強的東歐被強化，在農奴勢力稍強的西歐則被瓦解。二是君主和貴族力量的差異導致了英國和西班牙的分野。貴族勢力稍強的英國在1688年發生了光榮革命，為后來的工業革命創造了基礎。而君主勢力稍強的西班牙則在發現拉丁美洲以后窮奢極欲，很快在歐洲戰爭中沒落。隨后，陶教授按照如下四個部分展開演講：

第一，計劃經濟轉型文獻的貢獻與不足。（1）發展階段差別與剩余勞動力假說。該觀點只看到中蘇剩余勞動力的差別，卻忽略了中蘇不同行業的產出差距不大的事實。（2）改革策略差別。該觀點認為蘇聯采取的休克療法，不完善的私有制給經濟帶來重創；而中國采取漸進式改革，經濟實現了平穩轉型。但問題是蘇聯也曾試圖推進漸進式改革，若漸進式改革有效，為何在中國成功了，蘇聯卻沒有？（3）經濟管理體制與差異。該觀點認為蘇聯是 “條條”體制，中央對經濟實行嚴格控制，很難從地方試點開始推動改革。中國是“塊塊”體制，地方政府管理更多企業并掌握更多財政資源與決策權，改革能從地方試點開始。但此觀點夸大了中蘇經濟管理體制的初始差異。

第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本質與條塊轉換機制。（1）“軍工最大化”體制是高度中央集權的“條條”體制。蘇聯和中國計劃經濟時期都采取最大化軍工產業與武器生產的戰略來捍衛社會主義政權。（2）1960年代中期蘇聯大規模開發石油并逐步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油國，油價上漲的紅利使其在不犧牲私人消費的前提下加強國防建設并參與世界爭霸。蘇聯的擴張卻使得中國與西方世界在1972年開始和解并共同對抗蘇聯，中國軍事壓力開始下降。所以中國開始生產更多消費品，為文革結束后漸進式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第三，中國轉型早期階段的主要典型事實。（1）1980年代經濟轉型中的上下互動。中國壓縮軍工支出，啟動市場化改革，城市職工工資的增長帶來農產品的有效需求。同時農業改革的成功、公有制企業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市場化的貨幣需求增加了城鄉居民收入，刺激消費品的需求，最終各種產能得以充分利用。反觀1980年代的蘇聯，因其最大化軍工產業，民眾有高收入也買不到消費品，漸進式改革無法啟動。（2）價格雙軌制在1980年代漸進式改革后出現，1990年代消失。超發貨幣造成了消費品供不應求，出現了市場價高于計劃價的雙軌制。隨著消費品生產產能增加，雙軌逐步并軌。（3）地方公有制企業在1980年代的興起與1990年代的衰落。1980年代通過放松行業進入管制改善了公有制企業資源配置低效率的問題，又通過利潤分成改善了工資激勵低效率的問題，公有制企業反而快速增長。但1990年代中期產能過剩和公有制企業軟預算約束問題突出，企業的民營化開始推進。（4）從1980年代的“財政承包制”到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承包制下中央政府因為地方政府對鄉鎮企業資金的控制和中央與地方的上下游關系，并未對地方收入過度攫取。但隨著更多企業進入市場，產能增加而增長放緩，中央財政受影響，最終引發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

第四，1989年的第二次轉折。1989年復雜的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中國的改革變成了“半截子”的市場化改革，并在90年代中后期開始學習東亞模式，壓低本幣匯率向國際市場傾銷，經濟迅速發展。但當時國內在金融部門、制造業上游與高端非金融服務業以及城市商住用地領域保持壟斷，地方政府壓低環保、勞動力和工業用地的價格來招商引資。在帶來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收入差距擴大和過度依賴出口和經濟的泡沫化等問題。

演講結束后，陶然教授就經濟特區的作用、關鍵節點的確定標準、穩定脫貧等問題和與會人員進行了熱烈的交流與探討。

最后，劉守英教授感謝陶然教授的演講并就講座內容進行了總結。劉守英教授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四個思考方向：一是蘇聯的軍工經濟與我國軍工經濟的差異。二是1972年中美關系變化的動力。三是1972年-1978年的轉變過程是否僅是由1972年事件誘導的？四是1972和1989年兩個轉折點是否是統一的分析框架？

講座至此圓滿結束。“發展理論與中國實踐”系列講座旨在邀請國內外既懂經濟政策、又有學術造詣的經濟學家進行中國改革發展和轉型及其理論研究學術分享，敬請期待后續的學術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