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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教授首先介紹了其所在團隊的研究歷程，從最早研究農民工大流動，到研究家戶工、建筑工、農民工NGO、新生代農民工，再到卡車司機，沈教授將其研究對象的變化稱作是從研究抽象勞工到具體勞工的過程。

在談到如何研究卡車司機這一群體時，沈教授介紹了我國公路貨運業最近20年的發展狀況，指出中國的運輸業發展迅速，其中公路運輸體量龐大，卡車司機群體已成為公路運輸中的最重要工作群體。沈教授團隊對卡車司機群體的研究起始于2017年，到2019年底，完成了多次調查，涉及卡車司機工作生活各方面。整個調查設計的核心關注點是卡車司機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理論依托是勞工社會學中的勞動過程理論。沈教授團隊對卡車司機群體的調查采用了問卷調查和個案調查相結合的方法，涉及到群體一般特征時，借助問卷調查，涉及到群體行為邏輯和行動動機時，運用觀察和訪談方法。鑒于卡車司機職業分類抽樣框缺失以及卡車司機工作的高流動性，調查團隊使用了電子問卷，通過安心驛站等支持系統發放回收。個案研究方面，調查團隊開展了多點多批次的田野調查，四年時間里完成了六次大規模調查，累計回收問卷近2萬份，訪談300多人，錄音時長1.5萬分鐘，整理錄音文字160萬字。

沈教授根據調查結果，向同學們描述了卡車司機的群體特征，包括性別、年齡結構、教育水平、家庭狀況等基本信息，以及平均工時、收入、工作體制、工作貨運結構等工作特征。沈教授認為，卡車司機的勞動過程具有五大特征，分別是“自雇體制”，即以自我雇傭為主；“在路上”，即移動的原子化勞動；“四海為家”，即生產與再生產是融合的；“男性氣質”，即以男性為主；“虛擬團結”，即基于互聯網的自組織機制。其中，“在路上”和“四海為家”是國內外卡車司機群體的共同特征。

接下來沈教授著重介紹了卡車司機的組織化發展狀況，全國有超過六十個不同類型的卡車司機組織，包括全國性的和區域性的。這些組織的建立，主要出于如下動機：其一，救援。包括道路救援、生命救援、集資救助等，卡友互助救援相比其他救援方式具有速度快、成本低、效果好的特點，卡車司機組織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二，討債。討債的主要對象是拖欠、克扣運費的物流公司。其三，議價。互聯網平臺車貨匹配制的盛行，使卡車司機的議價權普遍減弱。其四，認同。沈教授指出，工廠制度的建構需要工人在同一屋檐下工作這一條件，能夠給工人提供認同感的工會組織，是在工廠制度這一初級建構下發展起來的次級建構，卡車司機之間缺乏“在同一屋檐下工作”這一條件，所以他們對自己的組織有極其迫切的需求。沈教授介紹說，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卡嫂、個人社會網絡資本是卡車司機組織的三個前提。卡車司機組織基本上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樸素類，以中國龍為代表，屬于地方民間組織，一定程度上是鄉土關系的延續；其二，商業類，以卡友地帶為代表，經營性較強，用商業的手段來組織卡車司機并提供一定的服務；其三，公益類，以傳化安心驛站為代表，從公益的理念出發組織卡車司機，要求卡車司機不僅群體內部互幫互助，而且要對社會有貢獻。

沈教授提出，卡車司機組織依靠互聯網和智能手機跨越組織障礙，組織成本低廉，拓展速度快捷，因此，規模非常龐大，但同時，也存在約束力較弱和不穩定的問題。卡車司機組織的建立會帶來相應后果，主要體現為：鞏固了卡車司機的互助精神，強化了卡車司機的市場判斷和運作能力，培育了卡車司機的公益理念，疫情期間，很多卡車司機主動向災區運送貨物，展現了良好的公民品德。

最后，沈教授提出了卡車司機組織化研究背后的理論思考，即群體的團結意識問題。對工人階級如何實現由分散向團結轉變，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觀點，包括歷史使命論、歷史規律論、外部灌輸論等。一部分學者將眼光投向生產領域之外，從經濟、社會、文化、思維等不同維度上思考這一命題，認為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工人群體團結的形成具有差異性。沈教授指出，卡車司機的組織化研究是一個未完成的課題，他鼓勵同學們通過親身調查實踐，關注卡車司機職業群體的形成及其組織運作和發展的邏輯，從理論上給予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