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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國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面對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中國需要明確經濟發展的四大階段性任務：“十四五”時期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較2020年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2050年人均實際GDP較2020年翻兩番，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過在此過程中，中國將面臨經濟增長動力減弱、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之間存在矛盾、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速較快下滑以及外部環境趨于復雜四大挑戰。為此，中國需要從充分發揮特色優勢、合理規劃發展路徑、貫徹新發展理念與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加快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等四個維度構建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方略。

關鍵詞：“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  社會主義現代化  中等收入陷阱  高質量發展

作者：劉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彥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10087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P86—P102

責任編輯：梁華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繁榮富強，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為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打下了堅實基礎。一是，經濟保持長達40余年的高增長，1978—2020年GDP平均增速高達9.3%，使得中國從貧困落后的低收入國家迅速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器”與“發動機”。二是，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從普遍絕對貧困到全面脫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三是，經濟運行格局從“高增長、高波動”轉向“高增長、低波動”，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穩健性與可持續性進一步增強。四是，平穩實現了經濟體制轉軌，沒有出現蘇聯與東歐國家在轉軌階段所經歷的經濟大幅衰退，為世界提供了罕見的經濟轉型成功范例。

中國之所以能夠創造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主要源于三個方面的深刻原因。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準確把握，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提出了適應中國國情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對中國創造經濟增長奇跡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二是，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性地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有機結合，既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充分發揮了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為中國創造經濟增長奇跡提供了制度優勢。三是，在有利的外部環境下，構建了供需雙輪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高出口和高投資需求可以有效匹配資本快速積累帶來的總供給增長，從而有效地釋放了經濟增長動能并且保證了經濟運行的穩定，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形成。

2020年是中國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雖然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但得益于對形勢的準確研判與政策的精準應對，中國再次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成為全球率先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無論是從具體的量化指標還是從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與實際感受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與關鍵一步。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交匯點上，中國既要鞏固好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發展階段所實現的偉大成就，又要按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

然而，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中國既面臨歷史性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國內外形勢嚴峻復雜。就國內形勢而言，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勢頭有所加劇，增長動力有待增強。系統性金融風險仍處高位，高債務、高房價等問題還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與收入結構等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就國際形勢而言，全球經濟尚未擺脫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刻影響，存在長期停滯風險。再疊加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全球經濟增長進一步低迷。同時，逆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中美之間關系趨于緊張。以上問題都不可避免地會給中國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帶來新的困難與挑戰，增加不確定性。在此情況下，中國需要增強風險意識，認清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在經濟發展上的突出任務，預判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過程中將會遇到的挑戰，從而在發展方略上做出針對性部署，以順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一、新征程：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內涵與階段性任務

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在不同時期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狀況不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內涵也有所差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起點上，需要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演變進行梳理，對新時代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進行全面把握，從而明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

（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演變

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中國處于百廢待興、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態，但已經開始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道路。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四個現代化”目標首次正式提出，“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改革開放之后，結合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戰略，其中的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黨的十五大在“三步走”戰略的基礎上，首次明確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并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十七大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與之前“富強民主文明”相比增加了“和諧”的要求，將社會建設內容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之中。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將生態文明建設進一步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之中。

黨的十九大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到二○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通過回顧社會主義現代化內涵的演變歷程可以發現，黨的十九大報告以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內涵有以下三點重要變化。

第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更加豐富。黨的十九大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概括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較以往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有所拓展。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一直在發生變化，從最早的“四個現代化”到黨的十三大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到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再到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是在不斷擴展的。從最早更加注重經濟與政治建設，到對社會和諧與人民福祉改善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再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這一系列變化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增進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

第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更加具體。黨的十九大首次從兩個階段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征程進行了戰略安排，勾勒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藍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下文簡稱《建議》），對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進一步細化。與黨的十九大對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表述相比，在經濟發展層面增加了“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等重要表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基礎上，站在開啟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起點，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不斷具體化，為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了明確的行動指南。

第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標準進一步提高。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這一宏偉目標，這與以往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明顯不同。伴隨著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已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跨越。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歷史起點上，中華民族需要進一步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就需要切實解決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與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從而能夠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發展經驗為解決人類發展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發展中國家邁向現代化拓寬途徑，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

（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在經濟發展層面的階段性任務

雖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是豐富的，而且在不斷地演變和完善，但其背后的核心邏輯是不變的，就是要推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相適應、相協調，從而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因此，經濟發展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為核心的基礎。要真正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中國需要在未來的30年中完成以下階段性任務。

第一，到“十四五”時期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自從2010年步入中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以來，中國何時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各界高度關注的問題。201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首次邁上1萬美元臺階，2020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繼續穩步上升，距離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只有不到20%的差距。根據劉哲希和陳彥斌的預測，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有望在2023年前后達到高收入國家標準。不過，對于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斷不能簡單地以一國人均國民收入是否達到或超越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為標準。這是因為，近年來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在不斷放寬，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平均值與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之比已經從1988年的2.8上升至2018年的3.7，由此容易掩蓋一個國家與高收入國家的“真實差距”，從而低估“中等收入陷阱”帶來的挑戰。

“中等收入陷阱”對一個經濟體的核心啟示在于，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的過程中能否真正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邁向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的發展階段時，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源于資本與勞動等要素投入。由于資本與勞動存在邊際回報遞減的特征，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經濟增速放緩的問題。此時，一個經濟體要想進一步保持可持續發展從而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就需要顯著提高技術進步、人力資本與資源配置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如果難以實現這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即使人均國民總收入能夠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標準，那么未來也可能會重新跌至高收入國家標準以下或者只是在標準上下徘徊，難以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俄羅斯、巴西與阿根廷都是典型案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也主要是依靠資本和勞動驅動，兩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以上。“十三五”時期，在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下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下降，但經濟增長對資本的依賴度依然較高。因此，中國需要正視在“十四五”時期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任務的重要性，切實推動經濟增長動力有效轉換。

第二，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20—2035年是中國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等多個層面對該階段提出了明確要求。在經濟建設層面上，與黨的十九大報告相比，其重要變化是增加了“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兩大新要求。從中國以往的“三步走”等發展戰略來看，通常是以經濟總量或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翻一番作為邁上新臺階的標志。劉偉和陳彥斌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2035年經濟發展設想與要求，通過系統論證后也發現，中國經濟至少需要完成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翻一番的增長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建議》的說明中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門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經濟增長速度目標，明確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標。文件起草組經過認真研究和測算，認為從經濟發展能力和條件看，我國經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編制規劃《綱要》時可以在認真測算基礎上提出相應的量化目標”。

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也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要求相對應。黨的十三大報告中的“三步走”戰略第三步的目標,就明確提出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與黨的十三大“三步走”戰略相比，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實現時點提前到2035年，這既是基于對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制度優勢顯著的判斷，也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不等價于發達國家人均GDP的平均值或中位數，對這一概念的理解需要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相結合。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指的是中等發達程度或現代化水平,距離美日英等高度現代化國家還有一定距離的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盡管當前對于中等發達國家的界定尚沒有明確的標準，但能夠測算出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的大致范圍。聯合國根據人文發展指數將各個經濟體的發展程度劃分為“很高”“高”“中等”和“低”四類，其中，發展程度處于“中等”和“低”的均是欠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發展程度“很高”的均為公認已實現高度現代化的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日本、英國等。由此，可以將發展程度處于“很高”和“高”之間的發達國家視為中等發達國家。據此測算，2019年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水平約為2.5萬美元。按照這一標準，如果中國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在通脹率為2%、匯率不變的基本假設下，中國人均GDP水平將達到2.7萬美元左右。如果考慮到人民幣匯率隨著中國發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升值，屆時中國人均GDP水平或將達到3萬美元以上。由此可見，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能夠較好地實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

第三，到2050年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兩番，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要客觀地看到，由于中國人口多的特征，即使屆時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距離美日英等當前公認的高度現代化國家還會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把到2050年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更加適宜。2019年，剔除經濟體量過小（以GDP規模在全球前30位為標準）的發達經濟體，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平均水平為4.7萬美元。按此標準測算，在通脹率為2%、匯率不變的基本假設下，中國如果到2050年實現人均實際GDP翻兩番，那么人均GDP水平將達到7.5萬美元左右。若發達國家按照名義GDP增速2%測算，屆時人均GDP平均水平將在8萬美元左右。考慮到未來30年中國高質量發展會推動匯率升值等因素，人均實際GDP翻兩番將能夠實現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目標。屆時中國的經濟體量將大幅超過美國等其他發達經濟體，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第四，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突出體現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之上，如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總需求結構的失衡、產業結構的失衡、城鄉與區域結構的失衡，等等。其中，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是最關鍵的問題，也是造成其他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比如，收入分配結構失衡會導致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偏小、收入偏低，而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經濟體中消費的核心力量，由此收入分配結構失衡會使得一個經濟體的消費率（消費支出總額/GDP)偏低，對服務業的需求較弱，從而導致總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失衡。

在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必須有效解決中國的收入結構失衡問題。如果說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提低”）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過程中的核心任務，那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中”）將成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過程中的核心任務。從國際經驗來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對實現現代化也尤為重要。根據瑞士信貸銀行數據統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邁向現代化的韓國與日本，其中產群體占比高達45%和60%。相比之下，巴西、俄羅斯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沒有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中產群體占比不超過10%。2019年，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已達4億人以上，雖然規模相當大，但中等收入群體占比有待提高。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中國依然“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因此，在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是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從而能夠有效落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以及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的目標。

二、新挑戰：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過程中將面臨的四大發展障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國內外經濟環境更趨復雜，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顯著的下行壓力與嚴峻挑戰。正如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所指出的，“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面臨風險挑戰前所未有”。針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在未來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過程中，特別是在起步階段的“十四五”時期，中國將面臨四個方面的嚴峻挑戰。

（一）經濟增長動力將有所減弱，按照當前的經濟增長路徑難以達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要求

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中國需要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本世紀中葉人均GDP達到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這意味著2020—2035年中國人均實際GDP要翻一番，2035—2050年中國人均實際GDP水平要再翻一番。由此測算可知，未來30年的年均實際GDP增速要達到4.6%左右。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增速在經歷了反彈后開始呈現持續下滑的態勢，2019年中國GDP增速降至6.0%，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GDP增速進一步降至2.3%。中國經濟之所以在經歷了長達30余年10%左右的高增長之后經濟增速開始出現持續下滑，主要原因在于支撐經濟高增長的動力顯著減弱。

從經濟增長核算框架來看，支撐經濟增長的要素主要分為資本、勞動、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主要衡量技術進步與資源配置效率）。改革開放以來，受益于人口紅利、體制改革紅利、全球化紅利以及技術進步紅利等紅利的集中釋放，四大生產要素均顯著改善，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不過，最主要的貢獻還是來源于資本和勞動，根據增長核算的測算結果，1979—2009年間，資本與勞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合計占到85%，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近年來，資本和勞動兩大支撐經濟增長的“老動力”開始減弱。就資本而言，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經濟體均陷入長期的低增長狀態之中，導致中國的外部需求減少，“出口—投資”聯動機制對投資的帶動作用減弱，導致資本積累增速放緩。另一方面，受產能過剩、地方政府與企業債務問題以及民間投資積極性減弱等因素影響，國內投資需求較為疲軟，拖累資本積累增速。就勞動而言，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深化的影響下，中國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自2012年開始縮減，從而導致勞動供給增速下降。在支撐中國經濟增長“老動力”減弱的同時，“新動力”還有所不足，在此情況下，近年來中國對“老動力”的依賴程度反而有所提高。增長核算結果表明，2010—2019年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升至90%以上，相比之下，“新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沒有顯著提升，尤其是TFP的貢獻率反而由正轉負。究其原因，近年來中國經濟過度依賴于投資的擴張與資本積累的增長，導致大量信貸資金配置于低回報的領域，加劇了資源錯配，從而抑制了TFP的增長，也阻礙了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

展望未來，在“老動力”繼續減弱而“新動力”尚有所不足的情況下，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預計2020—2050年中國年均GDP增速將下降至3.5%以下，從而難以完成人均實際GDP翻兩番的任務。就“老動力”而言，根據經濟增長理論，伴隨著一個經濟體的經濟體量與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其資本存量會逐步接近穩態水平，這就會導致資本積累速度不斷放緩。再加上中國存在產能過剩、高債務與民間投資積極性不足等問題，會加劇資本積累速度下滑幅度。同時，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步伐在不斷加快，即將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50年中國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將比2020年減少約20%，老齡化在長期內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將十分顯著。就“新動力”而言，人力資本方面，中國經濟的人力資本質量顯著落后于發達國家，而且提升速度逐漸放緩，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TFP方面，隨著中國逐步接近世界發展前沿，技術追趕效應對TFP增速的提升作用將顯著減弱，產業、總需求與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尚未得到妥善解決，也將從資源配置效率層面影響TFP增長。未來TFP增長需要更多依靠于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以及數字經濟等新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綜上可知，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或將在較長時期內處于“老動力”減弱而“新動力”有所不足的動力轉換期，潛在增速將呈現趨勢性下降，難以保證2020—2050年完成人均實際GDP翻兩番的任務，這也是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

（二）經濟結構的深層次問題會加大經濟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之間的矛盾，加大經濟發展風險

黨的十九大報告做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論斷。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要追求經濟增長與結構的協調，從而推動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不過，當前中國經濟存在一系列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諸如實體產業內部供需結構失衡、實體經濟與金融部門及虛擬經濟之間的結構性失衡、房地產發展與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結構性失衡等，都嚴重困擾經濟發展。更為突出的問題在于，經濟發展尚未擺脫對房地產與債務的依賴，從而導致增長速度與質量之間的矛盾難以破解，增加了經濟發展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使得中國經濟長期陷入“穩增長”和“防風險”的兩難之中。

就對房地產的依賴而言，自20世紀90年代末推進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房地產就成為帶動與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產業，其不僅能夠直接推動GDP的增長，而且能夠通過帶動鋼鐵、水泥、家電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間接推動GDP的增長。回顧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濟運行與房地產調控歷程可以看到，每當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政府就會依托房地產來穩增長。雖然房地產能夠在短期內帶來GDP的增長，但是經濟過度依賴于房地產會造成較為嚴重的后果。一方面會推高房價，催生房價泡沫化風險，國際經驗表明，一旦房價泡沫破裂，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另一方面會擠出生產性資本并且抑制創新，從而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與增長質量的提升。因此，從經濟增長質量的角度出發，需要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發展。但是，這就會以犧牲短期內的經濟增速為代價，甚至帶來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可見，由于經濟增長對房地產存在依賴，中國經濟很容易陷入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之間的矛盾之中。

就對債務的依賴而言，目前各界重點關注的是高債務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但普遍忽略了中國的高債務問題恰恰是因為經濟增長對債務的依賴所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成為杠桿率（債務總額/GDP）上升幅度最大的主要經濟體之一。從結構上看，杠桿率的上升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升高所致，中央政府和民營企業部門的杠桿率上升幅度并不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為應對內部和外部需求的顯著萎縮，地方政府和國企部門承擔了“擴內需”和“穩增長”的任務。特別是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主要借助地方融資平臺進行債務融資，從而導致債務規模的快速擴張。居民部門杠桿率的快速上升主要源于房價上漲背景下貸款購房行為的增加，這反過來也推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從而拉動了短期經濟增長。因此，債務擴張對于短期內中國經濟增速起到了顯著的支撐作用。但與房地產類似，長期內債務的過快增長將導致負債主體的償債壓力過重，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甚至還可能觸發大規模債務違約，引發經濟與金融危機。

因此，房地產與債務均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但正是由于對房地產與債務的依賴，也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了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之間的矛盾之中。如果更注重增長質量，那么在短期內經濟增長速度勢必要遭受較大沖擊。如果更注重增長速度，那么對房地產和債務的依賴不僅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不足，還會加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概率，不利于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因此，在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要從根本上破除對房地產與債務的依賴，否則將加大經濟發展風險，從而使中國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

（三）貧富差距問題依然較為嚴峻，未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還將面臨新障礙

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核心任務與目標。然而，由于存在初次分配失衡和再分配逆向調節作用不足等一系列體制機制上的問題，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一直難以得到妥善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長期位于0.4以上，財產基尼系數更在0.7以上。貧富差距直接表現在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偏小。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測算，2019年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3左右，社會結構更趨向于“金字塔型”的失衡結構。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呈現新變化，即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出現了較快下滑的風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收入差距擴大主要是由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速過快所致。在此期間，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也較快，只不過增速低于高收入群體，從而導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不過，從2015年開始，居民收入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數居民的收入增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速的下滑速度更快。2015年以來，高收入群體（收入排在前20%）的收入增速基本保持穩中有升的態勢，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雖有波動但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態勢。中等收入群體（排在中間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顯著下滑，2018年已經下降至3.1%的低位。2019年，中等收入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回升至8.0%，但依然低于低收入群體（14.6%）和高收入群體（8.2%）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低于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水平（8.9%）。

未來要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中國還將面臨一些新的阻礙，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經濟增速下滑將對中等收入群體產生更為顯著的影響。眾所周知，中低收入群體以工資性收入為主，而高收入群體擁有更多的財產性收入。工資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速密切相關，但對于財產性收入而言，經濟增速下行階段由于資金“脫實向虛”傾向加劇，反而會推動部分房產與金融資產升值。因此，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背景下，受到影響最大的將會是中低收入群體，這會逐漸拉開與高收入群體的差距，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二是，中低收入群體背負的債務壓力持續攀升。近年來，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攀升速度較快，截至2020年上半年，居民部門杠桿率已達到59.1%，與2010年末相比，近十年間杠桿率攀升了31.8個百分點，債務規模增長了4倍。從居民債務的分布來看，債務負擔最重的是中低收入群體，由此會使得償債支出占據了中低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的較大比重，從而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三是，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的背景下，未來養老與醫療等方面的支出負擔將持續加重，從而相對降低中等收入群體的實際獲得感與幸福感。總之，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既要破除長期以來導致貧富差距的體制機制問題，又要妥善應對新問題，這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四）外部環境趨于復雜嚴峻，需要進一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全球化紅利的釋放以及對世界先進技術的學習消化再吸收，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不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并未實現V型反彈，反而是進入了較為長期的低迷狀態，由此導致中國外部需求顯著萎縮，出口增速下滑，全球化紅利消退。其次，以英國脫歐與中美貿易爭端為標志性事件，貿易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趨勢開始顯現并呈現加劇態勢，全球貿易環境有所惡化，全球貿易規則進入重構階段。各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或呈現進一步加劇的勢頭，外部環境更趨于復雜嚴峻，從而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不小的挑戰。

不僅如此，2020年中國的GDP規模已經接近于美國GDP規模的3/4。未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順利推進的情況下，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體量不斷增大，中國的GDP規模將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在超越過程中，美國必然會作出回應，甚至挑起爭端以阻礙中國的超越，從而或使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中國或將面臨改革開放以來從未遇到的復雜外部環境，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增強中國經濟的韌性與發展潛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功與否，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三、新方略：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發展戰略

中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中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要想更好地完成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核心任務，需要充分發揮中國經濟的特色優勢，制定好合理的規劃與實施路徑，確保中國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穩步邁進。為此，本文建議從以下四個維度構建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方略。

（一）充分發揮中國經濟的特色優勢，進一步釋放中國經濟的增長動能

概括而言，中國經濟的特色優勢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這一優勢已經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快速“補短板”“調結構”以及重大科技攻關、重大工程建設與重大災害防治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需要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進一步充分發揮。

二是，“中央集中+地方競爭”的中國特色治理模式。一方面，中央作為地方政府的行政上級，集中掌握了地方的人事任免等權力，由此可以將國家的發展規劃部署轉化為地方政府發展的具體考核指標，從中央到各省再到各市縣層層推進各項發展任務的有效落實。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之間在晉升考核等方面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相互競爭的關系，這使得地方政府往往能夠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超額完成發展任務。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經驗已經表明，通過合理的激勵機制設計，能夠使得中央與地方兩者激勵相容，“中央集中+地方競爭”的中國特色治理模式將對經濟增長產生巨大的推動力。

三是，中國市場的巨大發展空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依靠出口與投資需求的拉動，國內消費市場挖掘得相對不夠。2019年，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僅為38.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9個百分點，低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0.2個百分點。這既是現有的差距，也是未來的增長潛力，可以通過調節收入分配與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多種舉措予以釋放。如果中國的居民消費率能夠在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提高，將會形成巨大的國內市場，有效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建立起“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發展模式，這也將成為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底氣所在。

四是，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對經濟運行的強大調控能力。西方國家的宏觀政策通常是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總需求政策為主，主要聚焦于短期內的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與之不同，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不僅包含總需求政策，還可以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手段對總供給進行調控；不僅包含短期政策，還可以通過“五年規劃”等中長期政策促進經濟的長期發展。此外，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不僅具備常規時期對經濟波動的平抑能力，而且在危機時期還擁有強大的應對危機能力。比如，面對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在1998年和1999年依然實現了9%以上的高增長，而韓國、日本等國家均出現了負增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降至6.4%，但隨后快速反彈，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第一個走出危機影響的國家。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沖擊下，中國更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能夠實現正增長的國家。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的不斷完善，將成為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保障。

（二）針對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階段性任務，制定合理的經濟發展路徑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是從2035年到2050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考慮到當前中國仍屬于新興經濟體與中高收入國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完成之后，下一步可以先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在此基礎上再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邁進。

基于此，第一階段（2020—2035年）可以進一步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從2021年到2025年，即在“十四五”時期，利用5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好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任務，處理好經濟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有效縮小貧富差距并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在“十四五”期間，人均GDP水平爭取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的20%以上，從而確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步是從2026年到2035年，在“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進一步提升經濟實力與科技實力，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使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從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2035—2050年）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收官階段，按照黨的十九大要求，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人均GDP水平趕上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三）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在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能力和水平，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

新發展理念集中體現為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在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更加鮮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總結的，這種歷史必然性集中體現在三方面：一是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二是適應中國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要求；三是遵循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必然要求。

要實踐新發展理念，核心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具體而言，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系和內在聯系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習近平總書記將其概括為七個方面的內涵：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建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上述七個方面是統一整體，需要一體建設、一體推進。

新發展格局旨在重塑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優勢，即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應當突出強調以下要點。一是構建以供求良性互動為目標導向的國民經濟循環，形成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良性互動。二是構建以科技創新為動能推動的國民經濟循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不斷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三是構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的國民經濟循環，解決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與質量偏低問題。四是構建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的國民經濟循環，創造有利的市場條件擴大內需，形成戰略基點。五是構建以“一帶一路”為戰略支撐的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可以達成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進而有利于構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國際循環體系，實現中國與國際經濟雙循環的優勢互補。

（四）加快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提供理論指導

新中國成立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濟發展經驗。經濟學理論建設中也涌現出大量優秀研究成果，解決了一些困擾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但要客觀地看到，當前對中國實踐的理論總結還不夠，理論發展相對不足，還沒有構建起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要增強“四個自信”，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經濟學理論，必須用中國經濟學理論指導新的偉大實踐。

因此，需要加快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提供理論指導。中國經濟學應對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從落后國家建設成為小康社會的偉大成就進行系統性的理論總結，提煉中國的特有范疇，形成獨創性中國經濟理論，并且將其用來指導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回顧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歷程可知，不管是英國古典經濟學還是美國經驗占主導地位的當代西方經濟學，都不只是純粹的國別概念，而是具有鮮明的歷史感和時代感。與之類似，中國經濟學也不是單純的國別概念，而是具有特殊內涵的歷史概念，并且同樣應具有鮮明的時代感。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實踐經驗以及在此基礎上提煉出的中國經濟學理論，不僅要具有中國的根據和意義，同時也應具有世界意義，從而既能為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理論指導，也能為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