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5日13:30，“發展理論與中國實踐”系列講座第十七講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734會議室成功舉辦。此次講座的主講人是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中心）院長黃少安教授，講座的主題為“非正規制度差異與中國經濟南北分野”。

黃少安，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中心）院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理論經濟學學科組專家，山東大學產權研究所和經濟研究院（中心）創始人，《制度經濟學研究》雜志的創辦者。黃少安教授主要研究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制度經濟學和農村經濟，出版了《產權經濟學導論》等專著，在《中國社會科學》和《經濟研究》等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先后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和首屆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以及其它國家級獎勵。出席此次講座的嘉賓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教授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多位專家學者，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等科研院所的近百位研究者、學生參加了此次講座。

劉守英教授作為主持人，向聽眾介紹了黃少安教授。劉守英教授指出黃教授是我國產權理論、制度經濟學的初創者之一，長期耕耘于中國經濟研究，對政治經濟學、產權理論的研究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期待他的精彩演講。

黃少安教授通過對全國具有代表性的省市經濟發展的優勢與劣勢進行比較，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區域不平衡的格局發生改變，由過去的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轉為南北發展不平衡，并且南北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在逐漸拉大。

一、中國南北經濟分野始于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

中國南北經濟差距已成事實。具體表現為：

在經濟增長率方面，2014年之前，南北方經濟增長率差距不大，北方的增長率高于南方。但是從2014年開始，南北差距明顯拉大。2019年上半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不含港澳臺）的GDP總量平均增長了6.3%，其中南方16個省市自治區平均增長約7.38%，只有上海、重慶和海南低于全國的平均增長率，而北方15個省市自治區平均增長率只有5.63%，只有北京、河南、河北、山西和寧夏高于全國的平均增長率。

在GDP總量方面，北方GDP總量只占全國總量的38%，到2019年第三季度之后下降為只占37%，而南方GDP總量占全國總量的62%。在北方省市自治區中，山東的GDP總量是全國第三，在2018年到達7萬多億，相當于京津冀三個省市。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2018年廣東省的個人所得稅的總量是868億，江蘇省為468億，浙江為465億，而作為北方最大的經濟體的山東才只有215億元，與南方省市的差距懸殊。

而實際上，南北經濟發展的分水嶺是2008年經濟危機。盡管從統計數據上看好像是從2014年出現南北差距的，但實際這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全國各個省份應對危機的措施不同而導致的結果。在2008年之后，廣東、江蘇、浙江等地區進行了痛苦的經濟結構轉型，淘汰了環境污染型、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的產業。而山東卻在積極承接廣東、浙江等相對落后的產業轉移，雖然短期內經濟增長率會比較高，但是實際上把自己擺在了接受落后產能轉移的位置。

南北經濟差距中最關鍵的差距在于創新能力。首先表現為R&D總投入的差距。北方R&D投入最高的省份是山東省，投入一千多億，排全國第三，但是與排名第一的廣東和第二的江蘇不在一個量級上，廣東與江蘇的投入都是兩千多億。其次，在R&D投入占GDP比例方面，南方也是明顯高于北方，廣東、江蘇、浙江的R&D投入占GDP的比例分別為2.61%、2.63%、2.45%，而山東只有2.41%。第三，最大的差距體現在專利產出方面，盡管在R&D投入方面，山東相當于廣東的70%，但廣東、浙江、江蘇產出的專利數量相當于山東的2-3倍。第四，在代表性城市的創新水平方面，山東省是北方有代表性的省份，青島和濟南是山東省代表性的城市，兩個城市的創新指數分別為0.342、0.320，在19個副省級城市中分別排在第11和15，不僅明顯落后于深圳、廣州、南京、武漢、天津、杭州，而且落后于西部的西安和成都。第五，在創新型人才方面，雖然北方人才豐富，但是與南方存在一定差距。以海洋科技為例，雖然山東擁有最多的海洋科技人才與海洋科技領域的院士，但是山東海洋經濟GDP總量已經落后于廣東，沒有充分發揮院士對于海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二、創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在于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偏好的不同

第一，以山東為代表的絕大部分的北方地區，更偏好于國有企業、計劃經濟體制。各級政府對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用起來、管起來也更得心應手，政府普遍強勢地控制和分配資源。

第二，南北方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存在異質性。普遍認為山東是國有經濟統天下，然而實際上在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或者對就業的貢獻率、民營企業數量、全國500強企業的數量方面，山東省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但為什么會形成“山東民營經濟不發達、國有經濟強勢”這樣一個謎團？

因為山東的國有企業很像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像國營企業。山東的省屬國有控股企業其主要領導，包括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等，幾乎全部是組織部派下去的黨政機關的官員。而廣東、浙江、福建等南方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很多是市場機制篩選出來的企業家。山東省民營企業也像國有企業，這是因為其產業結構、經營理念基本上是圍繞山東省的國有企業展開的，民營企業嚴重依附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老板特別注意與國有企業或黨政機關的官員拉關系。在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我們發現三分之二的企業老板認為與國有企業和黨政機關搞好關系是做好企業經營管理三大首要因素之一，三分之一的老板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三，南北方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差異。廣東省的經濟發展的模式是“民營經濟+外資經濟+市場型國有企業+弱的縣域經濟”。縣域經濟限于非灣區，這是因為灣區中很多縣比較發達，已經成為地級市，比如東莞。還有一個發展模式為“超強大的城市經濟+保安型政府”。這種經濟模式是各類企業的活力比較強，市場機制作用也比較大，經濟開放度高，創新能力強，政府的力量也強大，尤其是財力強，但是政府不發力，其作用范圍很小，僅限于營造一個開放、公平的市場環境和重點作用于生產要素的產業政策。

浙江省的經濟模式為“民營經濟+市場型國有經濟+強大的縣域經濟”及“強大的城市經濟+保安型政府”。與廣東不同的就是浙江省外資經濟不突出，但民營經濟特別強大，縣域經濟或城市經濟強大。這種模式各類企業的活力也強，市場機制作用大，經濟開放度高，創新能力強，政府力量強，作用范圍小。

江蘇省的經濟模式是“集體經濟+外資經濟+民營經濟+市場計劃型國有經濟+強大的縣域經濟”和“比較強大的城市經濟+保姆型政府”。江蘇省和廣東省、浙江省相比，它的集體經濟、外資經濟是發達的，與廣東省相同的地方是外資比較發達。江蘇省經濟發展是比較平衡的，不僅大城市發展不錯，其縣域經濟也很發達。江蘇政府的模式是保姆型，不同于保安型政府，其特點在于政府服務管理主動與到位。這一類經濟均衡發展，各類企業活力比較強，市場機制作用比較大，經濟開放程度高，創新能力比較強，政府力量強、作用比較大。

山東省的經濟模式是“計劃型或者政府官員主導型的國有企業經濟+類國有的民營企業+強大的縣域經濟+比較弱的大城市經濟”。山東的各級政府是一個家長型的政府，也稱儒家文化型的政府，即政府強勢，服務意識比較弱，官本位思想比較突出。所以在這種發展模式下，各類企業活力比較弱，市場機制作用比較弱，經濟開放度不太高，創新能力不強，政府強勢干預企業。

第四，城市形成機制和功能的南北差異。北方主要依靠計劃手段，把全國各地的資源集中在一起，以北京為代表，造成城市資源嚴重地堆積與浪費。因此，北方的中心城市對周圍地區的經濟帶動、激化作用比較弱。而南方的中心城市是經濟有機體，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形成產業鏈與產業積聚，而且中心城市跟周圍地區是雙向互動的，既從周圍地區吸取資源，也向周圍地區輸血，相互之間形成一個正能量的輸出。因此，它的帶動作用或者激化作用相對來說就強得多，中心城市繁榮，周圍也比較繁榮。

第五，南北文化和非正規制度的差異。以山東為代表的北方，官本位、等級觀念相對突出，關系文化、老鄉文化、碼頭文化、圈子文化相對突出。這不僅導致精英流過度流向黨政機關，而且影響本地人才的創新創業與外地人才前來創新創業。因此，文化、觀念、體制阻礙了北方的經濟增長，尤其是阻礙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三、為什么在過去這些非正式制度沒有導致北方經濟落后？

在過去，我們主要依靠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型、勞動密集型、中低端產品大量出口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原來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內有很多的資源，所以，指令性計劃體制、關系文化、國有企業等，對于經濟外延式和粗放式增長未必處于劣勢，某些方面甚至占優，例如通過關系獲取更多的中央的資源、更能大規模調動各種資源等。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轉變。要實現經濟轉型，就要放棄這些傳統的增長方式。推動經濟發展要靠創新，創新主要靠人才，人才主要靠制度，非正式制度對地方經濟發展影響很大。

南北方經濟差距在持續擴大是事實，如果不及時遏止中國經濟南北差距擴大的趨勢，不僅會導致經濟發展不平衡，而且影響國家的長治久安。如果我們不把規范的儒家思想和實際的儒家思想分開的話，就會高估儒家文化在科學技術發展、思想發展、創新當中的作用。

演講結束之后，黃少安教授就文化對經濟的影響、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問題和與會人員進行了熱烈的交流與討論。

講座至此圓滿結束。“發展理論與中國實踐”系列講座旨在邀請國內外既懂經濟政策、又有學術造詣的經濟學家進行中國改革發展和轉型及其理論研究學術分享，敬請期待后續的學術盛宴。

供稿:王寶錦；編輯:楊菲；核稿:陸美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