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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與實驗經濟學論壇”（行為實驗BEEF）近期推出介紹國內“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研究學者的系列專訪，敬請關注。

本期推出中國人民大學王湘紅教授的專訪。

王湘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副主編。1996年在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獲博士學位，師從行為經濟學家Linda Babcock和George Loewenstein。1997-2006年在美國SAS Institute Inc. 任計量經濟師。論文發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世界經濟》，《金融研究》 等國際國內學術刊物上。2006年回國任教，教授行為和實驗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課程，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用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公共政策，消費行為等。中國行為與實驗經濟學論壇（ChinaBEEF）聯合秘書長，行為經濟學促進會中國區代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理事會首屆行為分會委員。

羅俊副教授對王湘紅教授的線上專訪

羅：王老師您好，自2006年起，您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是最早一批回國從事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研究的海歸學者。請問是什么樣的緣分或故事，讓您當時萌生回國教授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想法？畢竟那個時候國內對于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領域的了解還非常有限。

王：我在美國讀博士期間的研究方向是行為和實驗經濟學，但畢業后關于該方向的職位比較稀缺，因此我先在業界工作，但內心還向往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后來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行為與實驗經濟學家，讓我看到了這個領域發展的希望。

我本身早已“蓄謀已久”想回到北京，在一次國際會議的招聘宣講會上人大經濟學院的楊瑞龍院長宣布了人大關于招聘“海歸”經濟學家的意向。然后我前往人大經濟學院的官網探尋一番，找到了周業安老師關于行為經濟學的論文，不禁豁然開朗。一方面在美國學習和生活很長一段時間后，回國成為我的一種祈愿；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正在飛速發展與變革，這對經濟學這類社會學科的研究來說更具意義。不論是作為一個純粹的生活體驗者，還是一個研究者，我認為出國和回歸都是一段有意思的經歷，出國和回歸都會體驗雙向的文化沖突，這之間發生了許多的變化。

之后我與楊老師取得聯系，得到了到人大任教的機會。回國后感覺生活體驗和研究體驗都非常多，因為中國和以前有著太大的差異。由于曾經在國外有過學習和生活的體驗，又能觀察到一些與以前學到和看到的非常不一樣的機制，我希望能有廣闊的平臺和渠道和大家交流我曾經學習到的東西。

人大有專門的實驗室、有廣闊的渠道、有足夠的能力，我認為這是一個萬分難得的機會。在我回國任教后，感覺能夠在人大學生食堂用餐是特別幸福的。之后，我作為一個消費者來說也感受到了國內外的差異，因此之后做的第一個實驗是關于“退貨政策”方面的。后來逐漸地觀察到國內零售業退貨政策已經比以前成熟多了：我剛開始研究的時候與工商局、消費者、實體店員等聊起退貨，他們都像是如臨大敵；而現在面對退貨都已經習以為常。我們確實能觀察到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慢慢地其實會隨著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自然得到應用，這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而這一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

羅：王老師，您1996年在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獲博士學位，師從著名行為經濟學家Linda Babcock和George Loewenstein，接受了系統的行為經濟學訓練，并在QJE, JEBO等知名期刊上發表了學術論文。上世紀90年代，應該正是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的結合，在主流經濟學界興起并被逐漸廣泛接受的時候。您當時為什么會選擇進入這個研究領域，那個時候在國外主流經濟學界對于行為與實驗經濟學領域的興起過程有著怎樣的態度轉變？

王：因為我們學校有這么一些老師在做交叉學科的研究，包括Herbert Simon，他其實是Professor in Psych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有我導師（Linda Babcock）的專業領域本來也是Labor Economics，所以我們運用行為經濟學方法首先做的是與談判相關的研究，然后George Loewenstein是Social Decision Science，都不是一個院系的。美國那邊比較鼓勵博士生自我探索，所以我們在尋找課題導師的時候，是要整個學校去了解，看看哪些老師的方向自己感興趣。之所以選擇行為決策的研究方向，是因為學習經濟學課程的過程中覺得很多東西都不太符合現實，就覺得這行為實驗這個領域是比較有趣的，然后就開始著手研究。

但那時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并未在經濟學領域廣泛傳播，在那個時期，美國的Russel Sage Foundation支持了一個行為實驗經濟學的Summer Program。該項目每兩年辦一次暑期班，會集中這個領域的一些先驅經濟學家給各校報名來的年輕老師和博士生上課，然后我就在96年暑期去了UC Berkely參加第二期的暑期班。那個時候給我們授課的大咖一部分曾經是諾獎獲得者，另一部分是后來得了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包括Daniel Kahneman、Richard Thaler等，給我們集中授課兩個星期，講的是我們現在授課的行為決策知識。同時Alvin Roth在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就在我們卡耐基梅隆大學的隔壁，也是做實驗經濟學的，后來也得了諾獎。

所以說，我們也是趕上了這個時代，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了在這個時代從事行為經濟學研究的魅力，他們曾經是先驅者，在沒有人探索的時候，開創了行為實驗經濟學的先河，從實驗室實驗到田野實驗的逐漸推廣，為經濟學向新的領域開拓付出了許多心血。在他們推廣行為經濟學后，我們發現其確實為經濟學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后期的經濟學諾獎得主可以說是用這樣的一種研究范式做了很多不同經濟領域的工作。我覺得與這樣一群研究者相遇，是一種莫大的幸運。在這段經歷中，一方面我體驗到了經濟學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也體驗到中國在世界地位的發展。比如說在我們讀書的年代，出國留學的中國人非常少，而外國人不會念我們的中文名字。我在最初的時候還固執地想堅持讓美國人學中文，我在國內的時候用英文名，而出國之后就堅決讓美國人學習中文，他們每個人對名字的發音都不一樣。但過去很多年之后，我發現他們的播音員在說中文名的時候就能說得非常好，發音非常標準，說明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更多，也足以體現中國的迅速發展與綜合國力的不斷強大。

羅：您一直致力于借助行為科學的方法，幫助人們更好地進行決策，從而助推（nudge）公共政策更為有力和高效的實施。在您看來，行為與實驗經濟學家在哪些領域，可以做哪些事情，促進政策的科學制定；并且行為與實驗經濟學家參與這樣的政策設計對于民眾和政府來說有怎樣的意義

王：我們從研究的角度來說，行為實驗方法之所以有如此的發展事實源于經濟學傳統理論的一些局限性，其發展的特色之一就是更符合現實中人們的行為模式，因此在公共政策領域更有實踐意義。剛回國時，我們可以看到在傳統經濟學領域更加強調宏觀，大部分的學者都從事于宏觀經濟的研究；但現今研究方法的發展正在慢慢地進步，逐漸融入了行為與實驗經濟學，我們從事行為實驗的研究者已經開始與一些政府機構以及大型企業，例如阿里巴巴、美團等合作；但在真正的政策實施上還差一些，我們需要想辦法用研究成果和智庫資源更好地結合來推動政策的制定與有效實施，把行為經濟學的內容應用到其中，比如Richard Thaler曾在白宮任職經濟學家。我們可能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節點，以合適的方式去努力，得以使真正的行為經濟學家參與政策制定和實施，而不是只有宏觀經濟學家。

目前我覺得離這個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相較于政府機構，企業對其的接受度更高，因此需要更多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除了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的應用上，微觀統計一般給予研究者一個結論，而行為經濟學“助推”的方法是真正的從制定與實施上提供幫助。可能我們作為研究者在還未達到那個層面之前，我們要做的準備工作是更系統地說明在某個領域一些比較系統的“助推”方法。比如我研究的一個項目是關于女性領導力發展的研究，我們就可以集合一些比較系統的方法，總結出行為規律，應用于政策制定與實施。

羅：您運用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研究方法，在勞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特別是收入分配、消費行為、女性發展領域有很多研究發現。您覺得您關于這些研究對于如今國內全面推進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建設有著怎樣的應用價值或政策啟示？

王：最初的行為實驗經濟學發展是在系統地總結人們現有的行為如何偏離傳統的經濟理論，僅僅研究到如何偏離，但未提出如何在現實中系統地應用。從這個應用角度，我提出一種看法，即從政策實施的角度來看，助推扮演的是一種介于自由主義和完全強制之間的一種潤滑劑的角色。“nudge”的方法它助推政策的推行，但又強調不能用強制的方式，因為強制不一定都有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會反其道而行之。因此，我希望能廣泛地使用助推的理念去實施一些政策，在政策機制設計上就朝著這一方向去努力，這對于我研究的女性領導力發展、消費領域推廣的健康消費和環保消費等問題都有很大的意義。

此外，我曾經研究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現在國家提倡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強調自愿的慈善捐贈以及公共品貢獻等。我覺得如果用行為實驗經濟學的“助推”方法，配合系統的政策設計，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不然只是停留在理論上而沒有實際操作，只是關注收入差距大小而不沒有考慮縮小收入差距的過程，不同的過程可能影響收入分配的效率、公平、和主觀福利效應。正如我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的名字一樣——《助推政策優于一刀切的管制和自由放任》，助推根據個體微觀的行為規律、偏好和動機等出發去設計政策，促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羅：您參與很多學術服務和活動，除了共同發起中國行為與實驗經濟學論壇（ChinaBeef）以外，還參與ESA國際會議的組織，兼任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期刊的副主編，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未來理事會成員，世界行為經濟學學會中國區代表等。您在參與這些服務和活動中，作為群體代表發聲或為學術團隊做出公共服務的過程中，有著怎樣的感受或故事可以和我們分享？

王：在參與國際組織與會議的過程中，我會覺得剛開始中國人非常少，而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慢慢地感受到世界對中國的了解越來越多，以及行為實驗經濟學領域的逐漸火熱。在硬件方面，剛開始可能只有人大等少數高校有行為實驗室，后來越來越多的學校建設了行為實驗室，中國行為與實驗經濟論壇不斷擴展，我感受到了中國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壯大。國外對中國發展的認識不斷更新，從刻板印象變得更為多元豐富，從奧運等大型賽事的舉辦、國際會議召開的增加也能看出。我們學校本來將組織2021年ESA的亞太會議以增進國際交流，但受到了疫情的阻斷，目前計劃23年恢復召開線下會議。我們能逐漸地發現中國人在這個領域已經有一定的影響力。我確實發現首先要在學術領域萌發種子，然后研究的成功逐漸才能應用到實踐上，有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未來理事會峰會（迪拜，行為委員會）

羅：我們知道ChinaBEEF的logo是您親自設計的，您也很熱愛生活，經常會在朋友圈分享很多美好的景色或事物，您覺得行為與實驗的學術研究與自己平時的生活之間會有著怎樣的碰撞呢？您是否覺得從事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研究的學者都需要一雙能從更加細微處發現事物關聯或規律的“眼睛”呢？

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傳統的經濟學家是數學家，他們研究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往往依賴于二手數據，所以他們可以做到自己不是非常有生活經驗或者有觀察力，他們需要會數學，通過分析數據來推導理論和公式。而行為實驗經濟學從一手數據出發，作為社會中的公民、消費者、勞動者，他們可能都需要具備這樣的體驗，能為社會推出更好的行為實驗研究的主題。因此從我的博士論文開始，幾乎所有的研究主題都受到外界和現實生活體驗的強烈沖擊，然后去設計了這些研究。

第一個研究的labor negotiation，是從中國剛到美國，在美國那里發生談判事件，這在中國的當時難以想象。而且發生的是教師罷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沖擊。因為他們將勞動者視為一個經濟人作分析，試圖達成如何激勵、如何考慮作為一個勞動者和不同類型經濟人之間的均衡。分析如何發揮各自的權利 、各自的話語權，同時要用機制設計來提高效率，所以在談判設計上講究機制本身在開始就應當設計成讓他們容易自己達成談判協議。雖然美國有的州允許罷工，但并非鼓勵罷工，在談判過程上、法律規定上是設計成讓人們愿意主動地說出真實的底線，提高談判效率。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深刻的學習，因為在國內不會有類似的事件發生，而這是一套機制，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角度。

第二次受到的沖擊是在回國后發現消費者的地位與美國不同，在國外消費者感覺就是“上帝”，而國內當時非常抵觸消費者退貨。因此我做的第一個實驗研究是消費的退貨政策，與工商總局合作分析研究消費者投訴數據，與淘寶合作研究“七天無理由退貨”政策。作為經濟學家，我認為最終目標應該是作為機制設計者，在研究清楚行為規律后，考慮效率與公平問題。目前我們也是在研究這類問題，比如除了簡單的退貨政策，我們還關心體驗類消費和物質類消費。我認為體驗類消費有可能得到的投訴更多，因為其不容易標準化，比如一旦過完節假日，旅游類消費的投訴迅速增加。我們提倡高質量發展，不僅僅拘泥于消費、經濟的提升，還需要關注消費過程帶來的效用多少。我確實在美國會有一種體驗，一旦感到郁悶，就可以去購物，他們對客戶的待遇就能讓人開心起來，而在國內作為消費者有一定的體驗風險。目前國內的物質類消費環境有了很好的提升，退換貨系統升級，但體驗類消費還有待提高，人們的消費理念也在逐漸改變提升。

這些都是行為實驗經濟學能夠發揮用武之地的地方，在人們無法爭辯出是非對錯時，用實驗建議一下得到結論。所以作為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確實需要一種敏銳感受生活的觀察力。我自己有一種比較general的行為模式是在“朋友圈”不發工作的內容，去各個學校訪問的時候可以記錄下美好的風光和當地的市場環境，讓學術研究的過程有更豐富的體驗，也幫助我們開發更多的研究課題。經濟是什么？經濟就是最終讓大家在生活中獲得快樂和提升。

王湘紅教授交流訪學時的攝影作品與記錄（西南財經大學、牛津大學、杜克大學）

王湘紅教授攝影作品獲中國人民大學攝影比賽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