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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聶輝華:釋放制度活力 經濟可保持20年高增長
發文時間:2012-08-23

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挑戰,是被制約了的經濟體制改革,這已經成為了一切問題的源頭。如果深化體制改革,就可以進一步釋放制度的活力,中國經濟再保持20年的高增長是沒有問題的。“頂層設計”概念需要慎重理解。改革的目標需要在全社會進行大討論,然后形成改革目標的共識,并進而根據未來的目標和當前的發展階段來確定改革的總體實施戰略,而不是由少數精英來設計。沒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我們必須避免“建構主義”的陷阱,即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

“政企合謀”埋下高增長隱患

新京報:能簡要介紹一下你研究的領域和近期關注的問題嗎?
聶輝華:我的研究領域是組織經濟學,主要研究政府和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以及政府和企業的關系。目前主要關注“政企合謀”現象、中國深層次改革的總體戰略等。
新京報:你提出的“政企合謀”分析框架該怎么解釋?
聶輝華:我提出“政企合謀”這個分析框架,是希望一方面解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解釋中國經濟和社會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例如礦難、環保、食品安全和高房價等。目前學術界的研究,側重于解釋第一個方面,而我是要同時解釋兩個方面。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在以GDP為考核標準的壓力下,有些地方政府可能會允許轄區內的企業選擇不安全、不環保、短視的低成本方式來實現經濟的高增長。
地方政府得到政績和升遷的好處,企業得到高額利潤,因此雙方有動力進行“合謀”,于是埋下了礦難、食品安全、環境破壞等問題的隱患。只要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改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政企合謀”將長期存在。
新京報:你認為目前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標準有哪些缺陷?未來如何完善?
聶輝華:有兩個方面的缺陷。第一,在考核內容上,過于強調GDP、財政收入等硬性指標,對民生、環保、技術創新、法律實施和產權保護等“軟性”指標強調不夠;第二,在考核主體上,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考核與問責,缺乏自下而上的考核與問責。未來應該在考核的內容和考核的主體兩方面進行完善,更多地將上述“軟性”指標納入其中,并引入當地居民對地方政府的評價機制。
新京報:那這種“政企合謀”有沒有可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比如在引導和激發企業的創新能力方面。
聶輝華: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產權保護和自由競爭。如果政府可以更好地保護企業的物質和知識產權,可以更好地保護正常的市場競爭,中國企業在市場競爭和國家引導下一定可以實現“中國創造”。必須強調,創新是競爭力的靈魂,而自由是創新的靈魂。
“頂層設計”需慎重理解
新京報:中國經濟遭遇增速放緩。你認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聶輝華:最大的挑戰是被制約了的經濟體制改革,這已經成為了一切問題的源頭。如果深化體制改革,就可以進一步釋放制度的活力,中國經濟再保持20年的高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新京報:那在你看來,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突破深層次的改革?
聶輝華:突破深層次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對改革總體戰略、改革本身的激勵機制進行科學分析。
事實上,我覺得最近流行的“頂層設計”概念需要慎重理解。改革的目標需要在全社會進行大討論,然后形成改革目標的共識,并進而根據未來的目標和當前的發展階段來確定改革的總體實施戰略,而不是由少數精英來設計。
縱觀中國歷史,沒有一次成功的改革是由少數精英設計的。因為沒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我們必須避免“建構主義”的陷阱,即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
中國改革的方式和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不可能單方面完成改革,必須不斷地進行改革試驗。
新京報:你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叫《西天取經的履約機制》,從組織經濟學的角度重新解讀了《西游記》中對唐僧師徒四人的角色設定。那在你看來,這一機制是否也適用于當下中國的治理?
聶輝華:《西游記》不僅是一部神話小說,也是圍繞取經團隊的創業過程展示人間、仙界和佛界的利益沖突的現實寫真。西天取經的團隊成員可以精心設計,但是中國改革是一個復雜的博弈過程,難以完全設計。改革的目標可以討論,但實施過程和未來結果難以預測,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需出新機制彌補“孝道”缺失
新京報:你和李金波博士合寫過一篇《儒家孝道、經濟增長與文明分岔》。為什么會將“孝道”和“經濟增長”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內容結合起來研究?
聶輝華:這篇文章著重從經濟學的角度剖析“孝”的經濟含義和實施機制,揭示孝道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人們在幼年期需要依靠上一代的撫養,在成年期以贍養老人的方式償還,同時也撫養自己的后輩,到自己年老時再將這些“投資”收回。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個世代交疊的代際交換契約。我們發現,在缺乏金融市場的中國古代,孝道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儲蓄機制,對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新京報:你在此文中得出的結論對于當代中國有什么現實意義?
聶輝華:經濟學研究目前的趨勢是注重數理工具,但是可能忽視了歷史因素。最近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鄒至莊先生就提出,理解中國改革和民主必須結合中國歷史。
例如,1978年經濟改革前后的經濟發展規劃有沒有其歷史淵源?和修筑長城、開鑿大運河有沒有聯系?
作為一名制度經濟學者,我和我的合作者試圖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古代的一些制度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文明演化,這些歷史制度對當今有什么影響,所謂“以史為鑒”。
至于“孝道”,目前在中國一些農村地區,由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出現了老年人“老無所養”的現象。很多老年人不僅要從事艱苦的農田勞作,還要幫忙撫養孫子孫女。城市里也面臨著相似的情況。
如今,“孝順”與否不影響個人經濟利益,作為一種非制度性的文化傳承已經斷裂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作出“子女必須每年看望父母”的硬性規定,我覺得是沒有任何作用的。不如設立新的激勵機制,比如規定子女和父母同住者,將會獲得政府一定數額的住房獎金,這樣的制度安排會更有效。
定義“經濟學家”
新京報:你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學家”名聲不太好,是因為有些人在其中魚目混珠。在你看來,什么樣的人才能稱為真正的“經濟學家”?
聶輝華:真正的經濟學家肯定是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專業學者。但國際學術界對“經濟學家”(economist)并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它在英文中只表示從事經濟學研究和應用的專業人士,是一個普通的職業稱謂。但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我們評價一個人是否成為經濟學家,還應該看他對傳播和普及經濟學的貢獻,或者是應用經濟學理論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貢獻。
■ 同題問答
問:對于中國的諸多經濟學人,你最為尊敬的是哪一位?
答:楊小凱。他對學術研究有所貢獻,對公共事務有所參與,對開啟民智有所作為。特別是敢于突破流行觀點的迷霧,預見到未來中國發展的前景,例如提出“后發劣勢”的概念。
問:2012年的經濟運行到現在,當前的狀況,是否有讓你很意外的地方?為什么?
答:沒有意外。憑借“政府主導、投資驅動、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模式,再保持5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應該沒有問題。
問:近期在市場層面,你認為哪一項改革最值得期待?
答:打破行政壟斷,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這是完善市場體系的關鍵環節。一個有行政壟斷的經濟不能稱為徹底的市場經濟。
問: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具有投資前景?
答:養老院。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培養看護人員,發展養老院,將是一個龐大的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