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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書記、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主要成員

3月15日美聯儲甩出“王炸”，聯邦基金利率幾乎一步到位，下調1個百分點，維持在0-0.25%的水平，基本回到反次貸危機時期的狀態。同時，鮑威爾表示：有空間采取任何需要的措施。這一次鮑威爾一反過去糾結是否要降息以及降多少的常態，比正常的FOMC會議提前4天就發布了這一重磅政策。

美聯儲迅猛的貨幣政策目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守住不發生流動性風險的底線。尤其是在美國微觀經濟基本面尚可的背景下，不能任由新冠疫情的外部沖擊帶來的恐慌引起美國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金融危機。美聯儲的政策也說明了美聯儲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決心：你需要的錢，我都有。

而且，我們會看到隨著疫情的發展，越來越多國家或者區域的央行會進一步出臺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進入政策競爭的時期，也是疫情沖擊下的自保政策帶來了彼此之間的政策合作。

從美國貨幣政策的歷史來看，伯南克在施瓦茨和弗里德曼等對1929-33年“大蕭條”貨幣政策反思的基礎上，對“大蕭條”進行了進一步的反思：貨幣政策是防止出現流動性危機，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幫助經濟恢復增長的核心工具。伯南克對 “大蕭條”的反思促成了他在2008年反次貸危機中實施的零利率貨幣政策，實施QE，并直接進入市場購買金融資產，穩定市場情緒。從事后看，美聯儲的政策對于防止高杠桿引發的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惡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從貨幣政策的理論來看，次貸危機時期實施的QE和今年美聯儲再次實施的QE，是對現代貨幣理論（MMT）的實踐。MMT的核心要點是：政府不會破產、政府可以用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財政支出先于收入。這種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貨幣理論至今一直充滿爭議，其效果究竟如何、有什么樣的副作用只能等待長期的實踐去檢驗。

與2008年相比，這次是不一樣的場景，美聯儲卻開出幾乎一樣的藥方。但目的只有一個：短期中盡最大努力去阻止出現由于疫情帶來市場的恐慌情緒，進一步引發的金融市場流動性危機。這次市場的恐慌和2008年不一樣：2008年是杠桿，這一次是新冠疫情。如果市場由于疫情帶來了流動性金融危機，那么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承受不了兩個大危機的疊加：社會疫情危機+金融危機。兩個危機同時出現在任何一個經濟體，該經濟體的社會經濟都會倒退數年，會在下一輪的全球競爭中被時代所拋棄。因此，對疫情國或者區域來說，此次防金融市場流動性危機就是城池保衛戰。

有人說美聯儲的政策是“飲鴆止渴”。不可否認全球化幾十年來，尤其是次貸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出現了長期低利率、低通脹、低貿易、低勞動生產率等不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經濟學家也以“大平庸”、“大停滯”理論去加以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全球化幾十年累積出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全球債務總量攀升、杠桿上升、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大、貿易摩擦、民粹主義帶來了分裂等等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不可能在短期中加以解決。在這樣的邏輯下，受到未來疫情沖擊帶來巨大不確定的美聯儲等央行迅猛出手，努力緩解市場的恐慌情緒，就不難理解了。因為按照凱恩斯的話來說，從長期來看，我們都將死去。當下貨幣政策要做的工作就是避免還沒有到長期，短期市場就死了。一次估值偏高的、技術性的較大回調不能演變為疫情沖擊下引發的金融危機。誰也不想重復杜甫那句悲愴的詩句描述的場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政策的工具箱依然豐富。貨幣政策只是一種，美聯儲幾乎沒有降息的空間，并不代表貨幣政策工具結束了。特殊時期，比如進入市場購買金融資產的政策并不是不可用。財政政策的也有作用空間。特殊時期，進一步減稅，幫助困難群體，維持社會穩定也是可行的辦法。超級疫情下全球政策的大合作也是有空間的，跨國的債務免除等辦法也有助于實現不爆發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決心，這要取決于國際之間是采取真合作的態度，還是采取自保的殘酷競爭態度。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從歷史上看，美元主動放棄20世紀70年代初的“物本位”采用“信用本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越戰等原因消耗了大量的財力，“物本位”已經無法滿足美國國內需要的資金。因此，即使是美元主導了全球貨幣體系，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出發點是解決美國國內面臨的問題。美元是美國的，問題是世界的。2008年美國應對次貸危機的QE就對全球產生了顯著的負面溢出效應。2013-2014年間我們看到美國在逐步處理完次貸危機的主要問題后，美元加息的貨幣政策帶來了不少新興經濟體出現了貨幣危機。資產價格的變動帶來了財富的轉移，我們也看到了在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美國是一個凈債務國，但投資收益卻是正的。

因此，美國用QE政策去應對大疫情的外部沖擊，外部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未雨綢繆。

文章來源于中國宏觀經濟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