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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在IMF Policy Tracker最新統計的基礎上，通過簡化全球約170個經濟體的匯率與經常賬戶政策，我們發現2020年全球外匯市場出現了明顯增多的外匯干預政策。在約170個經濟體中，大約24%的經濟體出臺了不同程度的外匯市場干預。

從外匯市場干預的樣本來看，除了丹麥、冰島、以色列、挪威、瑞士五個發達經濟體以外，其余大約35個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占外匯干預樣本比例的大約87%。

由于各個經濟體匯率制度的差異，對于匯率波動的容忍標準存在差異，很難用唯一的標準去劃分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比如，即使是實施浮動匯率的經濟體也會干預外匯市場的波動，而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經濟體也會按照自己設定合意幅度去實施干預。

發達經濟體中丹麥主要是保持歐元盯住目標、挪威是通過購買挪威克朗來干預市場。瑞士是限制瑞士法郎的升值，自2月初到3月24日，瑞士央行干預措施總規模占2019年GDP的2.9%。冰島是允許匯率靈活調整但同時干預，從1月1日到3月23日，CBI在5天內干預了外匯市場，賣出5700萬歐元（占GDP的0.3%）；而以色列是通過高達150億美元的外匯互換提供額外的美元流動性來防止匯率的過大波動。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匯市場干預情況要復雜一些。我們看到了幾種情況。首先，部分經濟體在金融大動蕩背景下，宣布自己的貨幣一次性貶值來防止貨幣的進一步貶值。比如塔吉克斯坦允許索莫尼一次性貶值5%，以現金市場匯率調整官方匯率；尼日利亞的貨幣官方匯率已經調整了15%。其次，擴大匯率波動的容忍區間。比如摩洛哥宣布有序過渡到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并在3月6日將迪拉姆的波動區間從2.5%擴大到了5%。再次，實施外匯市場的直接管制。比如斯里蘭卡3月19日宣布實行外匯管制，以減輕外匯市場壓力。最后一種是向市場注入美元流動性來防止本幣大幅度的貶值。采用最后這種干預方式的經濟體占外匯干預樣本的大多數。

采用美元注入的方式來干預外匯市場，如果經濟體的外匯儲備不夠，又難以通過貨幣互換的形式換取美元或者難以通過國際借貸獲取美元，那么外匯市場采用注入美元方式的干預不一定能夠確保本經濟體的貨幣不出現貨幣大幅度貶值。

在外匯干預經濟體樣本中，土耳其、吉爾吉斯、哈薩克斯坦、格魯吉亞、克羅地亞、巴西、阿根廷等經濟體或許面臨美元持續注入外匯市場的壓力。如果美元持續走軟一段時間，全球外匯市場的風險就會大幅度下降。

在某種意義上說，經濟體外匯市場的干預都是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帶來的成本。一旦干預失效，貨幣的大幅度貶值就會導致貨幣危機，對經濟體的經濟和金融產生急劇的負面沖擊。在這個意義上，全球貨幣體系的改革任重而道遠。

文章來源于中國宏觀經濟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