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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成為加劇世界變革的重要事件。如何改善全球大流行病的應對機制？如何通過溝通化解全球危機？中美關系與世界秩序會發生什么演變？全球治理能否拿出“升級版方案”？面對諸多不確定因素，提供一份對未來世界發展的理性指引正當其時。

鑒于此，鳳凰網聯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起以“重塑文明與秩序”為主題的新一屆“與世界對話”云論壇，以期凝聚各方睿識，預判世界風向。

疫情對全球經濟有何沖擊？未來有那些值得關注的現象？經濟影響如何傳導到全球治理領域？未來的全球化會是什么樣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論壇開始的主旨演講及問答中，透徹回答了以上問題。

劉元春指出，疫情作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慘烈的公共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增長回落、金融下滑、能源下挫、逆全球化天量寬松政策等五大史詩級變化，在這一背景下，劉元春表示，各政府如何應對三季度四季度全球經濟深度下滑所帶來的外部沖擊、未來美國市場的大震蕩、社會政治風險引發經濟金融風險、未來美國可能救助新政的疑問，都是重要的觀察指標，這些不確定性上升，很可能引發更多黑天鵝事件。

此外，劉元春還就新冠加劇全球貧富差距提供了學界的若干思考。也對未來全球化的運行提供了洞見，他指出，未來會出現完全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向主權導向性的這種民族主權導向性的全球化過渡的時段。由于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的這種加劇，會使我們全球化的成本急劇上揚。原來的資本的邏輯、市場的邏輯可能要在一段時間里面要讓位于政治的邏輯。因此未來一段時間會出現治理相對真空，摩擦相對加劇的全球化的一個調整期。雖然不會使全球化完全崩潰，但是這個調整期可能比以往幾次全球化的調整期可能還會長，隨著這種多元化區域化，大國之間的極端博弈開始展開，可能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

以下為對話實錄：

劉元春：大家好，非常歡迎大家參加本次由鳳凰網和鳳凰新聞與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共同主辦的與世界對話云論壇。這次我所主講的核心主題是世界經濟的走向。那么大家知道，從今年初開始的新冠疫情，展現了其超級的黑天鵝的這種屬性。它一方面帶來了自有史以來經濟全球化、交往現代化第一次全球性的公共危機，同時也帶來了深度的經濟下滑和社會沖擊。那么目前大家會看到，在疫情本身已經出現了以東亞為主體的第一波疫情，以及以歐美為主題的第二波疫情。同時還在如火如荼的展開，以拉美、南亞、非洲為主體的第三波疫情，導致全世界整個確診病例已經超過800萬，死亡人數已經達到44萬這樣的一個慘烈的公共衛生危機。

那么這種公共衛生危機以及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各種舉措，直接帶來世界經濟出現深度下滑，出現幾大史詩級的這種變化。

第一個我們所看到的是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在各大板塊出現深度回落，回落的深度已經大大超過1971年2001年下降的幅度，僅次于1929年33年大危機的水平。那么這種下降幅度不僅體現在第一波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更重要的體現在第二波歐洲經濟和美國經濟的這種下滑。所以說我們會看到美國第一季度GDP已經出現了-5.8的這樣的一個負增長，二季度估計會達到負30%這樣的一個深度下滑。那么當然我們還會看到第三輪的這樣的沖擊，對于我們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這種沖擊，可能帶來的這種經濟層面的這種下滑會更加慘烈。這個創造了近幾十年的一個新低，是我們所看到的第一個史詩級的變化。

第二個我們就看到很重要的一個在歐美經濟下滑之前所產生的發達金融市場的這種深度下滑。那么這種深度下滑不僅體現在4次這一個股市的熔斷，體現在各國國債收益率的大幅度的這種下滑，體現在各個國家金融不穩定指數、風險指數的這種全面上揚，體現在高收益債的這樣的直線上揚，更體現在主要經濟體的流動性出現枯竭，金融出現大幅度的這樣的重挫，那么這些重挫創造了新的歷史記錄，使人們看到了由于全球的這種恐慌所引發的這種金融的脆弱性和金融的這種震蕩。

第三個史詩級的這種變化，就是我們會看到由于金融和預期的這種變化，以及我們地緣政治和有效需求的這樣的一些變化，直接導致能源價格出現前所未有的下挫。最為典型的WTI原油在5月份的期貨交割價格出現-37美元的這一個負價格，這也創造了歷史記錄，使整個石油出現了深度的這種回落。

第四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會看到，隨著疫情的這種沖擊，隨著各個國家采取社交隔離，采取停工停產、停學、停試等等一系列的這種舉措，那么直接導致全球的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受到劇烈的這種沖擊。那么逆全球化在加速，導致各個國家重新思考經濟安全的問題，重新要求一些有關國計民生和經濟安全。要產業回歸本國，要構建風險可控的新的供應鏈和產業鏈。那么當然這里面也導致大量的民粹主義、孤立主義、社會運動全面泛濫，引發大家對于經濟安全的思考。

第五個史詩級的變化，很重要的一個在面臨我們經濟下挫，金融動蕩，產業鏈重構，大宗商品大幅下挫這樣的四大史詩級的變化，各個國家采取了天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及前所未有的疫情救助政策。所以大家會看到美國不僅僅采取了零利率政策，同時采取了無限量的數量寬松政策，同時出臺了接近3萬億美金的財政救助計劃。這些政策引起各個國家紛紛出臺相應的一攬子救助政策。那么全球已經累計財政刺激已經超過8萬億美金，達到全球GDP的9%左右的這樣的一個天量水平。

那么這些變化很重要的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會左右當前世界經濟未來的這種變化趨勢。因此我們在下一步要關注幾個很重要的重點。第一個，隨著疫情的這種蔓延，特別是在疫情沒有出現拐點之前，全球經濟的底部還沒有顯現。按照我們的預測，全球經濟的底部很有可能從前期所預測的二季度要延遲到三季度甚至到四季度。因此對于各個國家經濟的這種沖擊還沒有完全到高點。因此如何應對三季度四季度全球經濟深度下滑所帶來的外部沖擊，是各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把控的一個關鍵點。

第二個很重要的一個是我們會看到隨著全球疫情的這種不確定性，以及全球經濟的新深度下挫，各國的金融市場，全球的金融市場還會出現一系列的大動蕩。那么最為典型的就是美國金融各類參數，在天量救助政策的作用下出現了快速的回調，回調速度已經接近2月份的正常水平。那么這個正常水平我們就會看到與美國經濟深度回落，美國社會全面騷亂以及美國的這種孤立政策，保護主義政策進一步的這種上揚，出現了完全的這種背離。那么這種背離越大，就意味著下一步的調整越深。所以說大家會看到本周星期一所出現的美國市場的這一個小幅震蕩，已經預示著未來的大幅震蕩將會是一種常態現象。

雖然美聯儲宣稱還有一系列的救市政策，但這種金融泡沫化，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進一步的這種脫節，必定是不可延續的，那么必定會產生再調整，那么這個再調整就會導致全球經金融資本出現一個再購，特別是對于新興經濟體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會帶來深度的脆弱性。比如說在第一輪震蕩中間，我們就會看到阿根廷出現金融危機，那么下一步哪幾個經濟體還會出現深度的這種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就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第三個我們會看到，隨著這種金融震蕩增長的進一步的下挫。那么各種社會沖突會進一步加劇，我們的利益分配所產生的這一個沖突，會導致我們的民粹主義，社會的分裂、國際的沖突會上升到新一個層面。那么這一個產生的風險又會對我們的金融和經濟產生一系列的這種反作用。那么這上面是我們要高度關注的。因為目前世界治理正處于一個真空狀態，國際經濟體系進一步的向區域化、多元化進行邁進，大國之間的這種極端博弈已經全面上演。因此政治風險、社會沖突風險會引發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成為我們下一個階段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因此這是我們必須要高度關注的。

第四個我們需要高度關注的是隨著疫情的蔓延，經濟的惡化，金融的動蕩，那么很多經濟體在3月份中下旬所出臺的第一輪一攬子方案，就顯得不足。那么舉個例子，集中體現在美國前四輪的救助政策可能不足以覆蓋就業主體，不足以覆蓋破產的企業，也不足以穩定金融市場，那么他必定要啟動第五輪的救助新政，那么第五輪的這種救助新政，在債務的約束，在金融的可持續性，以及在國際政策上的這種可協調性上面，可能依然具有巨大的疑問，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那么這個來講，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那么當然把這四方面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到2020年世界經濟進一步的深度下滑，各個主要的研究機構會進一步的下調世界經濟各項指標，但是更為重要的一個是世界經濟所面臨的風險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會進一步的上揚，引發我們在很多領域里面出現一系列的黑天鵝事件。因此在2020年各個國家的政策必須要強化底線思維，各個國家政府必須要在這種瘋狂的多元化體系里面，要尋找到可以進行合作的這種契機，要尋找到新的合作的這種途徑，新的尋找經濟緩和的這種平臺。

我們當然也會看到2020年下半年世界經濟深度下滑過程中間，也會出現大幅度的這種分化。那么這個分化集中體現在中國經濟率先復蘇，很可能會成為大國經濟的最為耀眼的這一個經濟增長體，成為未來世界經濟增長的唯一的發動機。那么這個對于世界經濟的穩定是一個好消息。當然我們也寄希望世界經濟治理體系、事件，宏觀經濟政策的合作，能夠在中美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這關系緩和的基礎上，能夠展現出新的它的形態。那么我就給大家分享這些。

鳳凰網:先問一下您劉校長，就是說您之前也提到過，貧富分化會是將來全球化有非常大的問題，那么您覺得現在這次疫情可能也會加大這樣一個差距，您覺得這在以后世界我們應該怎么樣去有沒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去緩解這樣的一個去拉近這樣一個收入差距。

劉元春:收入分配大幅度的這一個惡化，并不是這幾年的故事，而是在08年金融危機爆發已經全面下滑。它其中體現在第一個主要經濟體的基尼系數大幅度上揚，前1%的富豪所占有的全球的這一個財富已經大大超過后50%的財富的總和。那么第二個很重要的一個也表現在國與國之間的這種差距上面。那么這個貧富分化所帶來的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大家從上一輪這種全球化過程中間的財富分配不公平，沒有產生一個強勁的這種帕累托改進。其核心原因是由于怎么樣，一個是資本的這種全球化，導致金融界獲利的能力更強，以及技術在全球的蔓延導致創新階層的收益大幅度的上揚，進一步導致很多的勞工階層的收入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從直觀角度來講，要想縮小貧富差距，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在資本利得和創新利得上面要有所約束，從而要在勞工的收入上面要有所提升。那么這是最表面的一種方法。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在金融全球化過程中間，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要想對資本所得進行征收大幅度的稅收。因為實際上包括比爾蓋茨，包括巴菲特等一系列富豪都主張要對征收富豪稅和資本利得稅，高昂的資本利得稅來形成轉移支付的一個財政基礎。但事實上就是說在金融全球化、資本全球化，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單一的實施資本利得稅，財富稅，那么就都會導致資本逃離這個國家，從而對國家的經濟和競爭力帶來實質性的壓力。所以因此如果沒有一個全球性的這樣的一種行動，這個方案很難。那么當然我們會看到疫情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進一步的暴露出來。因為我們會發現在公共衛生獲得性和收入獲得性很差的這種階層，是這次疫情的重災區，他們飽受這種生命的安全。所以說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各個國家的這種社會騷亂，全世界民粹主義進一步的這種上揚，保護主義進一步的上揚，是這次疫情中間貧富分化進一步的表現。那么這里面就激發大家要尋找新的這樣的一種方案。

那么所以說美國的一些左派學者和社會民主黨，那么開始提出一系列的一些政策解決措施，比如說基本薪金計劃和公共工作崗位計劃來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當然這只是一系列的一些建議。那么如果要想真正的在貧富差距上要有所斬獲。那么我們就會看到第一個，我們應當利用國家的力量，世界的協調，加大公共衛生的投入力度，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窮人的公共服務、公共衛生健康的獲得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契機。

第二個很重要的一個必須要在社會福利改革上面要有一些新的這種舉措。那么舉措不僅僅局限于一些社會學家所提出的這種方案，而是更重要的一個要在傳統的北歐福利國家的計劃的基礎上進行多元化的創新，進行本地化的這種創新。因為大家也會看到，在這一次疫情中間，社會福利計劃實施的很好的國家，在疫情抗擊中間所獲得的成就也相對較高，這個很重要。當然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也不妨在一些所有制在一些工作計劃，在一些基本薪金轉移這上面，給出一系列的這種改革的這種線索。所以因此就是說收入分配的這一個超級問題，需要我們全世界的學者來設計一系列的新方案，甚至一些超級方案。那么原因是什么，一個是我們經過40多年的這新一輪的這種全球化，它的全球化的成本已經積攢了很長時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更為重要的一個，疫情加劇了它未來的技術進步，還進一步的擴大它。所以因此我們就會看到我們如果沒有在收入分配上面獲得進步，我們不能在各種救助方案很確實的產生收入分配的再分配效應的話，很難從根本上消除目前的經濟的可循環性面臨的問題、社會循環的騷亂的問題、政治循環的計劃問題。所以說因此就說目前來看，解決收入分配的這種方案，還沒有萬能的一種方案。但是它的基本價值取向，基本的一些操作模式，基本的一些原理，應該供大家參考。然后各個國家根據各自的情況進行相應的創新。

鳳凰網:然后就是說您之前測算過，就是說疫情會導致逆全球化，它速率變得更快，然后那么您認為在疫情之后，我們之前的超級全球化會不會變成更加注重主權全球化，您更想的或者您預測的未來全球化的趨勢會是什么樣的？

劉元春：這次疫情很重要的一個對于全球化是一個檢驗，也是一次超級的壓力測試，要求我們進行反思，那么第一個反思很重要的一個是效率與安全之間的關系，效率與風險之間的反應。也就是說我們構建在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基礎上的單一的這種供應鏈、價值鏈、產業鏈的這種全球化，它是一個脆弱的全球化，是一個高風險的全全球化，也是一個高依存度的全球化。因此下一步的全球化要求是風險可控，具有彈性，有備胎的全球化。那么這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求主權國家要發揮國家的力量。因此他會通過國家力量的發揮來彌補前一陣深度全球化，市場失靈帶來的各種問題。那么因此國家的力量要出現回歸，經濟主權的概念要出現回歸。那么很多主權國家會根據經濟安全國計民生的這種要求，來進行新的這種產業布局，尋找到這一個產業的這相應的備胎，尋找到價值鏈供應鏈的這種備胎。所以因此我們也會看到未來是一個什么，是一個完全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向一種可控的這一個全球化，主權導向性的這種民族主權導向性的全球化，過渡的這樣的一個時段。當然我們也會看到在未來一段時期里面，由于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的這種加劇，會使我們全球化的成本急劇上揚。原來的資本的邏輯，市場的邏輯可能要在一段時間里面要讓位于政治的邏輯。因此我們也會看到未來一段時間是這一個治理相對真空，摩擦相對加劇的全球化的一個調整期。雖然不會使全球化完全崩潰，但是這個調整期可能比以往幾次全球化的調整期可能還會長，因為這里面隨著這種多元化區域化，大國之間的這種極端博弈開始展開，展開的這種跡象，可能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所以我想就是說世界的格局在未來也具有強烈的這種不確定性。但未來全球化的這樣的幾大特性，應該是不會改變的。

（文章來源于鳳凰網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