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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的落戶政策進一步對一流高校畢業生放開，《2020年非上海生源應屆普通高校畢業生進滬就業申請本市戶籍評分辦法》明確提出，將之前“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試點，探索建立對本科階段為國內高水平大學的應屆畢業生，符合基本申報條件可直接落戶”的政策，范圍擴大至“在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通知中所指的“在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因此，四校應屆本科畢業生符合基本申報條件即可直接落戶上海。雖然不是所有這四所高校畢業生都能直接落戶，但相比于以往每年幾千人的積分落戶名額，此政策無疑會讓通過積分落戶人數翻倍甚至更多，相當于大幅擴大了戶籍開放度。上海落戶政策的繼續開放意味著為了本地經濟與科技發展，上海市更積極地在吸納人才。過去幾年各種城市戶籍放開的經驗表明，戶籍相對放開對于吸引高教育人才具有重大影響，率先開放戶籍政策的城市將更多爭奪到優秀的人才資源，以及相應的企業，從而更有經濟活力。

特大城市進一步開放戶籍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意義重大。在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雙重沖擊下，國家倡導內外雙循環，尤以國內投資消費拉動的國內大循環為主。而要促進國內大循環，無疑需要調整產業結構滿足國內需求結構，更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計提高居民收入從而提高國內居民消費能力，尤其是提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而要提高居民收入，就需要打破各種阻礙收入提高的障礙，這其中戶籍制度始終是重要的因素。

戶籍制度對人們收入提高的影響，主要是限制了人們自由地及平等地到最向往也是最有生產力的城市工作生活的權利，從而縮小了大城市規模。而這又會進一步通過限制城市的集聚效應發揮作用而降低人們收入，減少人們享受豐富生活的機會。

在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早就提到，在人口較少的小鎮甚至不能產生一個挑夫的工作，因為沒有足夠的需求。大城市則相反，可以提供足夠多的需求產生更多專職產業和就業。數據統計還發現，大城市的中小微企業密度更高，而中小微企業經營者是中國中產階級的重要力量。通過戶籍限制大城市發展，對于公平、效率和國內大循環的大戰略都不利。

北京、上海一直是我國規模最大、同時也是戶籍管制最嚴格的兩個城市。筆者根據對落戶的各個維度要求編制過全國200多個地級市戶籍開放度指數，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城市一直位列倒數第一位和第二位，即戶籍最不開放。嚴格的戶籍管制已經對吸引人口和企業產生了負面影響，不少大學畢業生因難以獲得北京戶口而返回老家省會城市或到南方城市尋找工作。

同為國內一線城市的深圳和廣州則開放得多，外來人口落戶容易得多。而政策放開使廣東經濟越來越有活力和人才、企業吸引力，也是眾所周知的。近幾年，在中央開放戶籍的政策導向下，各地都不斷有落戶門檻靈活調整大幅下降的新政策出現。國家層面對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城市也要求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對特大城市要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北京、上海也制定了積分制戶籍開放政策，但開放力度遠比其他城市小。這也使得大學畢業生群體不斷離開北京上海到其它戶籍易得的大城市尋找工作。

上海此次戶籍放開對于特大城市戶籍開放具有較大借鑒意義。同樣作為超大城市的北京，在上海推出應屆生落戶新政后，應考慮盡快進一步大力放開落戶限制。

首先，戶籍放開是促進國內大循環的需要。京津冀一體化項目討論多年，但事實上由于戶籍限制原因而很難實質性推進，內部差距甚至擴大。這不利于帶動地區發展。

其次，近年南北方經濟發展差距日益拉大，已經逐步取代傳統東中西部差距而更引人注目。南方經濟明顯更加活躍，北方則相對低迷。這與靈活調整的人才政策、積極的發展理念緊密相關。北京作為中國北部最大城市中心，甚至是唯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濟中心，其引領作用對于擴展北部經濟圈、帶動整個北方經濟迅速活躍起來至關重要。如果北京落戶政策不能快速進行調整，勢必造成人才南流，從而會進一步拉大南北經濟差距，惡化全國經濟差距。雖然人口的增加會造成房價增長、教育資源緊張、城市交通壓力等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解決應采用更市場化的方法而非限制人口數量，讓市場進行篩選。這樣才不會因為人才的流失而被動地造成城市經濟發展的損失。

當然，上海的落戶開放仍然是不徹底的，離徹底開放仍相去甚遠。但如果能借此形成一線城市間良性競爭，改善人口政策，將對整體經濟有利。這首先要從中央政策層面對特大城市規模限制的思路進行再思考，進而地方政府為發展本地城市采取更積極策略，改善公平效率，減小地區差距。

（文章來源于網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