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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1年第三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隨著最新經濟數據的出爐，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造成的經濟下滑情況比預期更加嚴重。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達到6.1%，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7%。其中最令人焦慮的是16-24歲青年人群的調查失業率為18.2%，較3月份上升2.2個百分點，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在三重壓力疊加超預期的大背景下，展望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還面臨比較大的壓力，需要在政策層面做出一些明確和有針對性的策略選擇，甚至是超常規政策。

自從疫情暴發以來，由于我國采取果斷的疫情防控政策，生產網絡在全球最早實現較為完整的復蘇。盡管近期我國多地仍然存在疫情多點散發的情況，但隨著上海等地疫情防控取得關鍵性的勝利和生產活動的逐漸恢復，我國在供給方面并不存在較大的障礙。應該看到，在各方面原因中，我國近期經濟增速下滑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供給層面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總需求不足造成的。

同時，綜合考慮我國通貨膨脹的情況，生產者價格指數自2021年下半年之后在各項積極保供政策的綜合作用下進入下降通道，2022年4月份PPI同比上漲8.0%，在這8.0%的PPI同比漲幅中，去年價格變動的翹尾影響約為5.9個百分點，新漲價影響約為2.1個百分點。4月份CPI同比上漲2.1%，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穩中有降，同比上漲0.9%。在2.1%的CPI同比漲幅中，去年價格變動的翹尾影響約為0.7個百分點，新漲價影響約為1.4個百分點。

盡管近期我國已經對貨幣政策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包括降息和降準，但是在經濟下行區間，單純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充分實現政策目標。一方面，經濟下行時期，企業投資意愿下降，基礎貨幣供給增加難以轉化為企業投資。降息僅對新增貸款有效，對于已有債務存量難以起到降低資金成本的作用。另一方面，缺少財政政策的引導，貨幣供給極容易集中流入金融市場和虛擬經濟，違背寬松政策的初衷和目標。第三，貨幣政策起效的過程就是各部門加杠桿的過程。截至2022年3月份，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達到62.1%、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8.9%，無論是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均處于相對的高位。進一步加杠桿不但會危及此前穩杠桿政策的成果，而且會引發潛在的金融風險。

綜合考慮目前我國的宏觀經濟和通貨膨脹情況，有必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考慮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特別是四萬億刺激計劃的經驗以及國外在應對疫情所采取的宏觀政策的經驗和教訓，我們認為我國新一輪的擴張性政策應該注意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積極政策應該以擴張性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國內外的相關經驗都表明，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有目標更加精準和時滯較短的特征。考慮到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沒有財政政策的加持，貨幣政策的傳導周期長，目標精準性差，且容易導致家庭和企業部門杠桿率的進一步上升，累積金融風險。2008年之后，我國的非金融企業和家庭部門都經歷了杠桿率較快上漲的情況。政府部門，特別是中央政府杠桿率目前處于較低水平，有較大的政策空間。2022年3月份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為47.2%，大幅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水平。2021年9月美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經達到121.5%。

第二，擴張性財政政策應該以中央政府為主，地方政府為輔。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和杠桿率出現了較快上漲，累積了較大的金融風險，并且存在明顯的可投資項目與融資能力的錯配。財政能力較強的地區基礎設施也相對完備，投資邊際效果較大；需要重點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地區往往財政能力較差。中央政府在解決資金-項目錯配與應對杠桿率上升和防范債務風險的角度更有可操作性。

第三，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應該以“補貼性”政策為主，以減免稅費為輔。經濟下行期間，企業和家庭部門面臨收入現金流下降的情況。特別是一些服務業部門受疫情防控的影響，現金收入面臨清零的風險。在此情況下，各種減免政策對企業的幫助有限。在疫情防控形勢允許的前提下，應該擴大對企業，特別是對穩定就業做出巨大貢獻和抵御風險能力較低的中小企業擴大補貼。

第四，財政補貼應企業和家庭并重。由于我國存在大量的中小企業和非正規就業，只補貼企業部門容易造成政策不到位。不妨通過各種金融創新手段對家庭部門進行補貼，特別是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對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群體、受疫情防控影響較大的群體進行補貼，既能夠弘揚社會正能量，又有利于實現經濟目標。補貼要具備一定的力度和持續性，能夠在穩定公眾預期方面發揮作用。

（文章來源于百度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