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无码午夜福利 ,精品久久久久久亚洲中文字幕,韩国av片永久免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①。那么，為什么說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呢？黨中央為什么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 觀點呢？如何科學地正確理解“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間的關系呢？究竟如何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呢？ 圍繞上述問題，本文首先論述政府與市場的一般關系和不同社會制度下的特殊關系，然后闡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配置中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及其關系問題，最后探討如何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

一、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兩種基本方式

在現代社會經濟中，政府和市場作為“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分別具有不同的作用，它們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因此，究竟如何對待和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是經濟學理論界長期爭論的焦點，也是經濟實踐中面臨的重大問題。從理論層面來說，關于市場與計劃或政府的關 系，不僅有20世紀20—30年代米塞斯與蘭格以及凱恩斯與哈耶克之間的大論戰，而且類似這樣的論爭一直持續到今天。從實踐層面來說，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像鐘擺一樣，始終在左右搖擺。由此可見，究竟如何科學地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且依據各種現實條件和因素動態地處理好這一關系，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仍然是經濟學理論和各國實踐面臨的重大課題。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資源配置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存在兩種不同的研究范式，即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式。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前提，側重研究在這個前提之下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出發，研究各種經濟制度本身的演化規律。討論中國當代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前提，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為指導，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理解并處理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下面將首先從資源配置的基本含義出發，進而討論市場與政府的一般關系，再進一步闡明市場和政府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經濟制度條件的特殊關系。 

(一)什么叫資源配置

所謂資源配置就是指社會經濟活動中各種資源的組合過程及其形成的分布。一般說來，資源配置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來理解。

從微觀上來說，資源配置是指各種經濟主體(主要是指企業、家庭和政府等)為了生產、交換或服務而發生的各種生產要素之間的組合和結合。例如，生產型企業用什么樣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生產什么以及生產多少；城市家庭所擁有的可支配收入用多少進行各種投資活動，有多少用于家庭消費、教育和旅游等；農民家庭在自己所承包的土地上分別用多少面積種植各種不同的農作物，可支配收入中多少用于投入農業生產和經營，又有多少用于家庭消費等；政府的財政收入有多少用于行 政開支，有多少用于國防，有多少用于發展教育文化等事業，有多少于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等。

從宏觀上來說，資源配置主要是指在各種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行為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各種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以及各種社會主體之間的分布狀況。例如就我國來說，不僅存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而且存在各產業或經濟部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還有收入和財富在各種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分配的不均等，等等。

微觀的資源配置與宏觀的資源配置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一般來說，微觀的資源配置受到一定的經濟體制和機制的制約，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定的宏觀資源配置狀況；反過來說，宏觀的資源配置狀況又會對微觀的資源配置產生影響。

經濟學主要研究宏觀的資源配置問題，而微觀的資源配置問題則是管理學的研究對象。經濟學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一方面研究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另一方面研究 資源配置的公平問題。資源配置的效率直接決定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資源配置公平與否則直接決定了經濟發展是否健康和是否可持續。從效率與公平這兩個方面的關系來看，效率是公平的基礎，而公平是效率得以持續的保障。資源配置效率低，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或萎縮，也就談不上什么公平。反之，如果資源配置雖然有效率，但同時又產生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平，那么社會必然會發生動蕩甚至戰爭。在一定的資源約束條件下，效率與公平有時不能同時兼顧，存在著一定的相互矛盾。如何在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前提下研究資源配置，這正是當代經濟學所面臨的重大課題。那種認為經濟學只需關注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而把公平問題留給倫理 學或政治學等其他學科去研究的看法是片面的、錯誤的。

經濟學研究資源配置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主要是研究資源配置的機制或體制問題。就不同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機制或體制方面的共同點來說，都存在政府與市場這兩種基本方式，因此，如何理解和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研究和政策實踐的重點之一。 

(二)資源配置的兩種基本方式：市場和政府

當代世界上存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種不同制度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存在共性的一面，又存在差異性的一面，必須辯證地理解。這里首先分析共性的一面。

從社會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以前的人類歷史中，由于社會分工不夠發達，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商品生產只是零星現象，因 此，從宏觀上來看，市場的作用相對較小，政府的經濟職能即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也不是政府的主要職能。然而，自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特別是經過18 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都獲得了快速發展，從而使社會經濟從自然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新階段。在經過所謂“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幾百年發展之后，1929-1933年爆發了資本主義經濟史上的大危機和大蕭條，以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以“羅斯福新政”為標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市場經濟與國家調控相結合的階段。一直到今天，盡管西方經濟學家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始終唇槍舌劍、爭論不休，但是從實踐上來看，自由競爭加上政府調控卻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常態，差別只是在于在不同的階段，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各有強弱。

從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和實踐來看，前蘇聯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20世紀30年代起，蘇聯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這種體制的主要特點就是以中央政府的計劃和命令作為資源配置的唯一形式，幾乎不存在市場的任何作用。由于蘇聯在二戰時期反法西斯中的杰出表現，受蘇聯的影響，二戰以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所有國家，也都相應地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由于受到斯大林關于“兩個世界市場”理論的影響，同時又受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政策的影響，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斷絕了所有經濟往來，形成了相對封閉的經濟發展狀態。

進入20世紀50—60年代之后，由于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各種弊端，尤其是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低效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經濟發展緩慢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都嘗試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由于在理論上沒有找到正確的方向，特別是沒有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問題上有根本的突破，這些改革都沒有能夠解決原有體制的根本問題。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再加上官僚主義盛行，社會的不公平日益突出，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推動下，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去二十多年的實踐表明，這些國家的“激進式改革”并不成功。

與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我國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開放路線和政策。我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經過上世紀80年代的試驗和探索，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到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改革的總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年以后，我國所有改革開放的政策和舉措都是在建立、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樣一個總的指導思想下來進行的。 

從1992年開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持續高增長奇跡。發達國家曾經用了幾百年的時間所達到的經濟發展規模和水平，我國只用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得到了充分體現。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體制仍然處于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這是因為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我國經濟仍然存在各方面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還比較嚴重，例如，科技創新能力仍然相對落后、收入和財富分配在各階層、各地區和各行業等方面的嚴重不平等、資源和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社會不公平現象普遍存在、民生問題還很突出，等等。因此，如何繼續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并有效解決各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這正是客觀形勢對黨和政府提出的嚴峻挑戰。其中，究竟如何科學地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現實問題。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一方面存在政府在一些領域權力過大從而影響了市場機制作用的充分發揮，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領域過度市場化的問題。因此，必須進一步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人們的認識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一些人看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因為實行市場經濟所取得的，而中國目前存在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也都是由于中國沒有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而帶來的結果。所謂“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標準的、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那種市場經濟。在這些人看來，市場經濟只有一種，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那種市場經濟。他們以發達資本主義的“發達”結果為根據，認為只有照搬照抄發達國家的這種經濟模式，才是中國實現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目標的唯一途徑。因此，這些人主張，中國進一步改革的關鍵是進一步推進私有化，同時，在政治上實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

與上述觀點相反，還存在另一種觀點。這種觀點不承認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認為現存的所有經濟社會問題都是由于實行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因此，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重新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

那么究竟如何科學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呢？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存在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這里，我們需要闡述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最一般關系。所謂政府與市場的一般關系，是指不同經濟制度和不同國家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有共性的那一面。由于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與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基本方式，因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具有一般性或共性的。

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由于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和體制，因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就必然具有基礎性的或決定性的作用。所謂市場經濟，就是指商品生產的發達形式或高級形態，而價值規律是一切商品生產的基本經濟規律。因而，實行市場經濟，其本來含義就是必須使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或決定性的作用。否則，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

要使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必須使供求、價格、競爭等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使各種經濟主體擁有合法權益，并處于一種平等地位，從而能夠自由地進行各種經濟決策并承擔相應后果。因而，在市場中，就各種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來說，它們是一種網絡結構，而不是一種等級結構。

在市場經濟中，正是通過價值規律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的。價值規律的基本含義是，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商品的交換或實現必須按照以價值為基礎的價格來進行。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有利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這是因為：第一，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各個經濟主體的獨立地位的形成。相對于各種不平等的經濟結構而言，市場經濟中的各個經濟主體的獨立和平等地位的取得，極大地調動了他們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的積極性；第二，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使各個生產者必然要盡可能降低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這就需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等各種創新以節約各種成本，以提高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個別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促進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第三，價值規律的作用，還產生了勞動及其他經濟資源在不同部門的重新分布或配置，從而有利于提高宏觀的資源配置效率。價值規律的作用產生了個別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從而能夠有效地淘汰不被社會所需要的產品、技術、生產方法和產能，從而在整體上節約了社會經濟資源，并使勞動和其他各種經濟資源在不同部門和產品生產上得到新的分布或配置。 

在承認價值規律對于資源有效配置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所產生的消極后果。具體來說：第一，如前所述，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條件是供求、價格、競爭等市場機制的存在。在市場經濟中，各經濟主體主要是通過價格信號來進行決策的，而價格作為資源稀缺性的表現，往往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這就使經濟主體的決策有可能是錯誤的、失敗的，從而必然造成資源的錯配和浪費；第二，社會總勞動在各個部門的按比例分配是一切社會生產的共同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總勞動及其他經濟資源在各部門的配置和分布正是通過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來實現的。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必然存在階段性的或間歇性的、局部性的比例失調，這是因為無論是對于個別生產者來說，還是對于所有生產者而言，社會總需求以及各方面具體需 求總量永遠不是一個完全已知的量。各個生產者的生產供給與社會總需求以及各種具體需求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相反，是一種偶然的聯系。因而，市場經濟 中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平衡總是通過各種不平衡而得到實現的。而供求之間的不平衡，如果是供給大于需求，就表示部分生產的過剩和資源錯配、浪費；如果是供給小于需求，則意味著部分社會需求不能得到滿足，或者是一些生產者得到了過高的經濟利益。

總之，相對于自然經濟和完全的計劃經濟而言，市場和市場經濟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更有效方式。但是，市場并不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絕對方式，因為市場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存在著低效甚至無效的一面。正因為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具有二重性，所以，在所有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一方面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或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承認并發揮國家、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

從歷史上來看，資本主義以前的國家政府雖然也存在微弱的經濟職能，但其主要職能是政治的職能，即保護國家領土、主權和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并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務。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國家政府的主要職能也仍然是政治性的。但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經濟職能越來越突出，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已成為一種常態。也就是說，政府也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之一，從而成為資源配置的另一種方式。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政府是資源配置的方式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從理論上來說，馬克思主義理論設想中的社會主義實行無市場的計劃經濟體制，政府是計劃的制訂者和組織實施者，從而是主導資源配置的核心主體。從實踐上來說，改革前的所有原社會主義國家都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政府計劃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分化，其中，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通過激進式的改革，完全走上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朝鮮、古巴等國家則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則通過漸進式的改革走上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在這些不同的前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正好呈現出一個色譜：朝鮮、古巴等國家政府的作用依然大大超過市場的作用，由前蘇聯解體而形成的一些國家以及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的主體作用讓位于市場，而中國則是在政府的主導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一般的共性來說，政府都是市場之外的另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而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政府進行資源配置的共同的主要手段。實踐表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政府具有彌補市場缺陷的積極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也存在“失靈”的問題。就資本主義的政府經濟職能來看，由于它并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固有的內在矛盾，因而，它對于宏觀經濟的調節作用就十分有限，并不能因此而消除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蕭條和經濟危機以及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等現象。就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經濟職能來看，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以及政府計劃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場機制幾乎不存在，經濟效率不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政府的作用往往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要么是政府該管的沒有管或沒有管好，即政府在許多方面的作用“缺 位”；要么是不該政府管的又管得很多很嚴，即政府在許多方面的作用“越位”，從而滋生了一些政府官員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妨礙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總之，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來看，市場和政府都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基本方式，如何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同面臨的難題。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市場和政府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三)市場和政府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的不同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都是市場經濟，因而有共同的一面，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又存在本質的區別，從而市場和政府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必須辯證地看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經濟制度下的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市場和政府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的不同作用是由這兩種不同社會經濟制度和國家的性質決定的。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和核心。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市場經濟是必然的經濟體制，從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不僅起決定性作用，而且起絕對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市場經濟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兩根支柱。從市場經濟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關系來說，市場經濟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形式。從歷史實踐來看，從來就不存在沒有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這正是長期以來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一些國家政要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稱為“市場經濟國家”，同時至今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根本原因。因而，對于資本主義而言，自由的市場經濟是絕對不可動搖的基礎。

從實踐方面來看，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雖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政府對于宏觀經濟的調控，但是，這種宏觀調控始終只是“市場失靈”的一種“補 充”。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并不觸動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個產生一切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根基，因而，由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本身所產生的經濟危機以及各種社會矛盾并不會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而得到根本的消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在 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滯脹”現象，而且在2008年又爆發了嚴重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時至今日，從整體上來看，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仍然在蕭條中蹣跚，前景暗淡。

總之，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言，市場不僅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而且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基礎，在資源配置中，政府的作用只是“市場失靈”的一種“補充”。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用計劃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從而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弊端，更加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模式以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為前提。然而，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都是起源于相對落后的國家。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表明，完全用計劃取代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辦法是行不通的。于是，上世紀90 年代以來，世界上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其中，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和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同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和體制，相比于完全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完全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體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和體制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是因為在這種體制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得到了更加科學的理解和處理。具體來說，在這種體制下，一方面，充分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從而突破和避免了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所存在的弊端；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幾十年 的自覺改革而逐步建立起來的一種新型經濟制度和體制，這種制度和體制并不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并且完全是為私有制服務的，相反，它不僅始終以黨對整個 國家的領導為前提，而且始終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要基礎，因而，作為國家代表的政府必然在黨的領導下在資源配置中始終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從而與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具有本質的區別。

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上的差別，還表現在 它們在資源配置中的具體職能和作用方式上，其中最突出地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政府除了運用一般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之外，還能夠充分運用 經濟計劃或規劃以及產業政策等多種手段對社會經濟進行宏觀管理。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也是落后國家實現國家戰略和趕超目標的必由之路。因而，那種認為市場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必然意味著政府的作用就必須處于次要地位，甚至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只能對“市 場失靈”起彌補作用的觀點，那種把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的宏觀管理政策和手段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手段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觀點以來，社會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解讀。我們認為，只有從我國現階段資源配置的基本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出發，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

(一)我國現階段資源配置的基本現狀和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以來，經過近二十年的探索和發展，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體系。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現階段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本狀況以及存在的主要問題可以概括為如下兩個方面：

1.已經基本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市場機制仍不夠完善。衡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是否起到基礎性的作用，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就是整個社會 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雖然從學術的角度來說，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是一個有待不斷探索的問題，但是，學術界的一些定量化研究成果表明，到1998 年，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60%，之后，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進入新世紀之后，提高到了70%以上(如下圖)。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家。這就是說，我國經濟資源的配置從總體上來說主要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體 系還不夠完善，從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方面仍然存在如下問題。

 

注：轉引自董曉宇、郝靈燕：《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定量研究：改革開放30年市場化指數的測度》，《當代經濟管理》2010年第6期。

第一，市場經濟的法律和道德基礎比較薄弱，從而存在市場無序化的現象和問題。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和契約經濟，市場的有效運行和市場機制的有效發揮作 用，需要完善的法律體系的規范和保障，也需要相應的契約道德精神的維護。然而，由于我國建設市場經濟的歷史和時間不長，一方面法制建設明顯落后于市場經濟 實踐的發展，另一方面契約精神和信用倫理比較缺乏，從而導致許多經濟主體的行為無序化，這不僅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而且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在我國資本市 場發展中、城市化和房地產業發展中、資源開采業發展中等各個領域都還比較突出地存在這方面的問題。由于市場行為的不規范，不僅產生了大量坑害百姓生命和健 康的假冒偽劣商品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而且滋生了大量權錢交易從而損害社會公平的各種現象。 

第二，市場機制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全面充分地發揮。雖然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 置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是，還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主要表現在：由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沒有完全理順，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某些方面的作用和功能 仍然過于強大，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長率，而疏于市場監管和社會服務；其次，我國各地方仍然存在程度不同的地方保護主義，市場分割明顯，企業在地區之間的競爭不充分，制約了市場機制在全國范圍內充分發揮作用；再次，就資本和企業在行業間的競爭來看，由于依然存在過多的行業準入限制，各類企業的資本并不能完全自由地在應該開放的一些行業間投資和轉移，從而使企業和資本在行業間的競爭很不充分，并形成了不合理的行業間的利潤率差別和收入差別；最后，由于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我國金融市場化特別是利率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都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第三，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不應該有的或過度市場化的現象和問題。眾所周知，市場主要是存在于經濟領域的一種經濟機制，它主要應該是在經濟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是，在我國現階段，一方面存在經濟領域中的市場作用還不夠充分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又存在市場機制在一些不應該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領域被濫用的現象，其中包括在我國教育事業、醫療衛生事業以及政府行政管理事業等各種屬于提供“公共物品”的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方面的問題。

2.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職能定位還有待進一步規范和科學化，需要通過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如前所述，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必然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從實踐方面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和新要求，通過各方面改革，我國政府管理制度和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調控制度和體系，為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平穩增長發揮了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但是，由于在理論和思想上存在一些模糊認識，在客觀上仍然存在著一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職能和作用并沒有得到非常清晰的界定，從而在實踐上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存在“越位”和“缺位”這兩個方面突出的問題。 

第一，我國政府在資源配置的某些領域中仍然存在權力過大、管得過多即“越位”的問題，并由此產生了官僚主義、經濟腐敗和行政低效率等弊端。我國政府在資源配置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和行政管理權來實現的，在這兩個方面都還存在比較突出的“越位”問題。從國有企業(包括國有金融企業)這個角度來看，雖然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實行了現代企業制度，相比過去來說，政企關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國有企業本身的所有制性質決定了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只能相對分離而不可能是絕對分離的。從理論上來說，國有企業存在一種天然的矛盾，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國有性質，決定了國家政府必須保持對于國有企業的控制和管理；但是另一方面，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和要求，國有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又必須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正是國有企業的這種內在的矛盾，使政府在對國有企業進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的同時，往往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例如，政府對于國有企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父愛主義”，這不僅表現在政府讓國有企業優先壟斷了許多行業，而且表現為國家控制的金融資源對于國有企業存在著明顯的“偏愛”。從這個角度來說，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不平等的關系。當然，由于政府有關部門掌握著國有企業的人事任命權、重大投資審批權等多方面權力，這又為一些政府官員進行尋租、國有企業領導人對政府官員進行行賄提供了土壤和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所揭露的一系列重大腐敗案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而，如何通過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進一步改革，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重要內容之一。

從我國政府運用行政管理權進行資源配置這一方面來看，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政府特別是地方的行政管理權限仍然過大，存在大量的政府“越位”的現象。一些本來政 府不該再管的事情，一些政府部門仍然不愿意撒手；一些應該而且可以完全交給市場或社會中介去解決的事情仍然由政府掌控。例如，公民在注冊和創辦企業時，往往受到多個政府有關部門的各種不必要的“審核”、“審批”，程序繁瑣，效率低下，而且滋生大量尋租和行賄腐敗現象；在我國企業的投資過程中，還存在過多的、不合理的“行業準入”門檻，嚴重地影響了企業的投資積極性和效率，并且同樣滋生了大量的官員腐敗現象；等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之所以熱衷于“越位”管理，不僅是因為缺乏對政府管理權限的明確法律界定，而且是因為一些政府官員有意利用公共行政權力謀取私利。

第二，我國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還存在一些事情該管而沒有管和沒有管好的問題，即存在政府管理“缺位”和“不到位”的現象。與政府“越位”問題相對應，我國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還存在另外一方面突出問題，即許多應該由政府管理的事情，政府要么沒有管，要么管得不夠好，即存在政府管理“缺位”和“不到位”現象。政府管理“缺位”現象表現在各個方面，例如，在醫療衛生、教育等屬于社會公共事業領域，本來應該由政府進行有效管理并承擔相關責任和義務，政府卻因為“無利可圖”而疏于管理，或者只是挑選其中“有利可圖”的方面插手管理，從而導致市場機制在這些領域不合理地發揮作用，嚴重地妨礙了這些公共事業的健康發展；在純粹的市場經濟領域，政府本來應該作為市場秩序和社會公正的維護者發揮重要作用，但是，政府有關部門和一些政府官員往往從本部門甚至個人利益出發，進行“選擇性”行政和執法，從而使市場秩序被嚴重扭曲，社會公正得不到有效保證；等等。政府管理“不到位”的現象也表現在各個方面，例如，在“市場外部性”的管理方面，雖然我國已經有嚴格的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立法，但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得力和“不到位”，從而使我國食品安全和環境污染問題依然十分 嚴重；在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由于政府監管“不到位”，發生了各種損害廣大中小股民和資本市場秩序的各種違法違紀案件，使資本市場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 中的作用大打折扣；等等。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在我國市場經濟中存在的市場化不足與過度市場化之間、政府管得過多與管得不夠之間，都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這種客觀情況集中反映出來的核心問題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完全理順。因此，必須進一步通過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加以解決。 

(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上述情況表明，在我國的市場與政府關系問題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現象。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夠充分和政府職能定位不夠清晰仍然是 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正是基于這一判斷，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命題。那么，究竟如何正確理解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涵義呢？

1.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央之所以在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命題，是基于對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主 要問題和基本狀況的科學分析而做出的一個正確的總體判斷。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基本狀況是什么呢？如上所述，那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仍然沒有 理順，政府的職能定位不夠清晰，而市場機制的作用仍然沒有得到全面充分的發揮。因此，只有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這種現實出發，才能正確理解中央提出的“使市場 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現實價值和深遠意義。

2.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央提出這 一新的重大命題是有一定前提條件的，正像習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樣：“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們對市場規律的 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主客觀條件具備，我們應該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步伐。”②

3.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央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將市場與政府這兩個方面看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作為一個整體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如前所述，如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而政府只起“補充”作用，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而市場只起“補充”作用，那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正在于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兩個方面有機地統一起來的一種經濟體制。

4.我們應該認識到，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來看，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它們不僅是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而且是互為條件、互為因果的。 一方面，如果不能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那么就必然意味著政府在資源配置中依然要發揮過多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能定位不清晰，那么市場也就不可能在資源配置中有效地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雙 管齊下”，僅僅強調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是片面的、不正確的。當然，由于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不僅是改革的主導者，也是市場作用究竟能夠 發揮到多大程度的主導者，因此，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通過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實現政府職能轉變，才能最終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全面深化改革，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明了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的總方向和主要內容：“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 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 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③

因此，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個核心問題，必須著力推進兩個方面的改革，即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一)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④如前所述，雖然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體系，但是，由于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還沒有完全理順，特別是在市場體系方面仍然存在諸多方面的問題，從而使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都 有待進一步提高。我國市場體系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及需要進行改革的主要內容有：

1.必須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從我國目前的狀況來看，仍然存在市場規則不夠開放透明從而不夠公平的問題：在市場的準入方面，哪些行業需要政府特許，哪些行業不需要政府 審批，哪些行業民營企業可以自由進入，哪些行業外資可以進入等，都缺乏統一的公開透明的規則和制度；在工商企業注冊方面，仍然存在過多的政府干預；在市場 的監管方面，各地方之間不僅存在寬嚴程度的不同，而且存在監管標準的巨大差異，嚴重損害了市場的公平性原則，降低了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在國內貿易流通體 制方面，存在比較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現象，仍然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壟斷和不正當競爭，使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都受到損害。

針對上述問題所要進行的改革，其主要內容是：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并探索對外商投 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⑤，從而進一步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推進工商注冊制度便利化，消減資質認定項目，由先證后照改為先照后證，把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逐步改為認繳登記制⑥，鼓勵更多公民依法積極創辦各類企業，更好煥發公民創業和創新熱情，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的地方保護主義行為。改進國內貿易流通體制 改革，建設法制化營商環境，等等。 

2.進一步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雖然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超過70%，大部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 是由市場自由決定的，但是，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并沒有完全實現由市場決定，例如，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通信、大宗農產品等商品， 仍然主要是由政府定價的。因此，必須進一步推進價格改革，凡是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再進行不當干預，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共事業 (例如教育收費等)、公益性服務(例如一部分醫療服務等)、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例如氣網、電網等)，同時，必須進一步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注重發揮 市場在形成農產品價格中的作用。

3.進一步運用市場機制推進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設。長期以來， 我國農村建設用地的征用很不規范，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被大量侵占。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未能建立起規范的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土地出讓方即 農民與政府間的關系存在天然的不平等，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完全違背市場原則，利用土地征用和出讓差價，獲取大量收入，以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形成了“土地 財政”現象。必須通過改革，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平等入市、同權同價⑦。同時，完善 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護機制。在這一改革中，如何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賦予農民個人和集體雙層市場主體地位是重點和難點，在這個方面，還需要進行大膽試驗和探索。

4.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我國目前的金融體制和體 系還存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金融行業對外和對內民間開放度不夠；資本市場體系不夠完備，間接融資的比例仍然過大；利率和人民幣匯率的市場 化程度以及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人民幣資本項目仍實行嚴格管制；缺乏存款保險制度，政府對于所有社會存款仍然承擔著無限責任；等 等。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必須深化改革，主要包括：擴大金融業對外和對內民間開放程度，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 機構；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并規范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鼓勵金融創新，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 產品；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建 立存款保險制度，提高銀行市場化程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⑧；等等。 

5.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努力實現經濟發展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戰略性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 是依靠資本和要素推動的，生產和服務的原創性科技含量不高，在全球產業鏈和國際分工中處于附加值比較低的一端。這種經濟發展方式造成了資源的過度耗費以及 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其不可持續性越來越突出，必須通過深化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中，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具有戰略性意義。

從整體上來看，我國企業之所以技術創新能力不足，除了受基礎薄弱這個客觀條件制約之外，還與我國經濟的整體市場化水平不高從而競爭不夠充分以及科技市場 不夠發達并且不規范有關。由于競爭不夠充分，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原動力；由于科技市場不發達不規范，特別是知識產權和技術專利得不到有效保護，進一步抑制 了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同時，由于科技市場不發達不規范，也極大地妨礙了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科技成果的市場化轉換，造成了科研資源的嚴重浪費。

因此，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有效推進科技發明和科技成果的市場化轉換，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內容和環節。科技體制改革的主 要內容包括：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加強知識產權和技術專利保護，充分調動和有效激勵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企業進行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市場對技術 研發、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在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的同時，更加強化作為市場主體的各類企業在 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形成各類企業創新的多層次性和整體上的體系性和全面性，提高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進一步提高企業經濟效率、效益和國際競 爭力；在國家政府推進科技創新的過程中，必須打破行政主導和地方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改善科技性中小企業的 融資條件，完善風險投資機制，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和產業化⑨；等等。 

6.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兩根支柱。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國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已經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但是，我國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和行業布局上， 仍然存在市場化程度不夠的問題。從治理結構方面來說，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中非公有資本的比例過小，從而使國有企業的管理機制仍然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的需 要，管理上的官僚主義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人力資源的配置及相關的收入分配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從國有企業的行業分布來說，除了一部分處于完全競爭的市場 之外，更多地存在于各種壟斷和政府特許的領域和行業，這不僅影響了國有企業創新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而且形成了與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不平等關系。因此，必須 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其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市場化水平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是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 現形式，是進一步毫不動搖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途徑。通過推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一方 面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從而進一步與市場接軌，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各 種所有制資本按市場原則在各種競爭性行業和環節中進行合作，從而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保持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通過深化以上各個方面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將進一步建立起更加完備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體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將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 

(二)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體制，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⑩

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由于全面深化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來進行 的，因而，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前提。“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是黨在新時期的理論認識 上的一個重要創新和發展。

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在理論認識上的一個重要突破，就 是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是社會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可以逾越的階段。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后的改革，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和核心，使政府與社 會即市場的關系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黨的十四大以來，相比過去而言，雖然國家政府在國防、政治等領域的地位和作用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也不應該發生 這種變化，但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從過去單一的和主要的形式，轉變為與市場同時并存的另一種形式。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場深刻的變 革。然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厘清和理順，從而產生了許多問題。

因而，究竟如何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科學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政府的性質和職能，是進一步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的前提和關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切實轉變政府職能”這一命題，正是對這一問題的新的回答。對此，我們有必要做一些理論說明。

自黨的十四大以來，雖然我們已經自覺地認識到要搞市場經濟，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須進行調整，并且在實踐上也是這么做的，但是在理論上，政 府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是什么、政府與市場各自的邊界在哪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與市場究竟應該是一種什么關系等等，這樣一些問題，并 不能說都搞清楚了。正是由于認識上的模糊不清，才產生了實踐中的市場化不足與過度市場化并存、政府管理“越位”與“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等現象。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即使在認識上充分肯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但是，如果不能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政 府的性質和職能，那么，必然會產生兩種錯誤傾向，即要么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得不到真正實現，要么是使改革完全背離社會主義性質和本質要求。 顯然，如果我們一方面承認市場經濟是必然的經濟形式，另一方面又不肯放棄政府對于資源配置的全面的控制權，那么，必然會產生一種“半截子”的市場經濟。如 果我們不能正確認識我國政府的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性質，把我國政府等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主動放棄黨和國家政府對于政治、國防軍事以及整個社會經濟 的根本上的領導權和控制權，那么，毫無疑問，這必將導致國家性質的徹底改變，這同樣是完全錯誤的。因而，必須辯證地理解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和具體職能之間的關系。既要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又要對我國政府的具體職能進行科學的劃分，從而更加有效地行使政府職能。“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正是基于這樣 一種認識而提出的一個完全正確的判斷和全新的改革思路。 

根據我國政府在資源配置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了“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的如下幾個方面的改革內容：

1.健全宏觀調控體系。任何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上的首要職能，就是通過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實現經濟持續健 康發展。但是，即使就這一點而言，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所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利用制度優勢，不僅要避免和克服經濟危機 或金融危機的發生，而且必須通過各種經濟政策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因而，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 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11)。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來進行宏觀調控。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戰略”就是必須鞏固和 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須保持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必須實現對發達資本主義的趕超，把中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等等。而為了實現國家發展戰略，僅僅依靠市場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采用的一般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是遠遠不夠的，而是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 制度的優越性，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發展規劃”在實現國家目標中的戰略作用，注重綜合運用國家產 業政策、行政管理和法律等各種管理手段。

2.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針對政府職能不清、權限模糊的問題，必須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其主要內容包括：

從行政管理方面來說，必須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物的管理，凡是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進一步規范管理、提高效率，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和大眾。

從政府職能的調整方面來說，政府必須把主要精力用于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的制定和實施、市場活動的監管、各類公共服務的提供、生態環境的保護以 及社會管理等方面。在投資管理方面，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企業投資項目，除關系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 共利益項目外，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審批。同時，進一步強化節能節地節水、環境、技術、安全等方面的市場準入標準，更多發揮市場機制的作 用。

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方面來說，必須進一步劃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凡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加強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服務、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職責。

從政府采購方面來說，在一般辦公品實行競標購買的基礎上，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進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

從政府對于事業單位的管理方面來說，要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推進有條件的事業單位轉為企業或社會組織。

為了充分調動各級政府職能轉變的積極性，必須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竭澤而漁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 應、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考核指標的權重，促使各級政府官員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等。

3.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為了實現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目標，必須進行相應的政府機構改革。從實踐方面來說，政府職能的錯位，往往與機構設置不合理有關。因 人設職、機構臃腫、機構重疊、人員過多，必然導致政府效率和公信力損失。因此，必須進行政府機構改革，在推進機構編制管理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基礎 上，進一步精簡機構、優化機構設置、職能配置、工作流程，進一步完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制，努力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構想。我們認為，在這樣一個戰略構想指導下， 通過以上各個方面的改革，真正實現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必將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和體 現，我國經濟和社會也必將得到更加持續和健康的發展。

①《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②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15/c-118164294.htm。

③④⑤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12、12頁。

⑦⑧《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4頁。

⑨⑩《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5、16頁。

(1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頁。

原文鏈接：http://www.cssn.cn/mkszy/mkszzjj/201603/t20160308_2903355_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