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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閉幕的2010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從創新高的CPI是否可控、節能減排目標能否按時完成，到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結構調整能否順利推進，中國經濟成為了熱議話題。

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后仍然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在經濟總量上正進入世界第二的名次，成績值得自豪。但是宏觀經濟在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明顯地存在很多兩難問題。雖然宏觀經濟兩難局面的存在不能動搖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總體良好的積極判斷，但是發展過程中如此多的兩難局面，需要我們在理清原因的基礎上加以解決。

追求物質利益增長的發展目標存在片面性

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設計存在一些片面性，但我們還沒有很清晰地意識到，單純以物質利益增長作為發展目標對發展方式可能造成的負面導向。中國社會發展的真實價值目標與根本價值目標不是錢、不是物，而是人本身、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物質利益增長只是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一個最基本條件，如果沒有其他條件的配合，物質收入的增長目標可能會直接降低人們的消費、投資、生產品味，從而直接或間接地降低產業結構的質量。

比如從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研究創新經濟發展，是需要適當超脫于金錢追求、尊重人的個性、發揮個人特長、實現個人靈感和愛好。因為創新經濟發展的初期收益回報沒有傳統制造業快，更沒有虛擬經濟快，但是更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長期的邊際收益率，從而使中國更具有國際競爭力。為了推動創新經濟的發展，政府就應從長計議，出臺相關的激勵制度。可惜至今政府在財稅、產權、金融、分配、競爭等方面的制度支持仍過于遲緩，缺乏一套完善的制度支持系統。這就使得很多人只鐘情于收益快的虛擬經濟、房地產業、傳統制造業，不愿意投資于風險大、投資期長的創新型產業，從而導致宏觀經濟的兩難局面。

再如，生態環境友好型的相關產業看起來也沒有資源采掘業、“兩高一低”的產業獲利快，但如果從人的生命價值和健康價值看，前者是失而可得，后者是得不償失。中國目前許多環境污染事件造成的嚴重后果已經證明這一點。僅從中國水污染治理需要的巨大投入一項就可以算出這筆賬。

可見在制定經濟發展目標時，只有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才能真正科學地揭示發展的內涵，設計合理的經濟發展速度，建立科學的產業發展結構，盡可能避免速度與結構之間沖突的產生。

為此，應進一步完善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把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協調，既考慮當下的投資與就業，更要謀劃長遠的創新與和諧，從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高度統領經濟發展，設計每一階段的發展目標，從而在速度與結構的關系上相輔相成。

體制改革相對滯后

宏觀經濟兩難局面產生的原因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制背景，導致與發展配套的體制改革相對滯后。中國體制改革以前的不發展明顯地是由體制的落后導致，我們在透視中國發展的本質含義時，要認識到發展背后的體制改革動因。比較顯著的例子是，最初農村的發展來源于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的每一步發展都是和農村體制的變革相連，農民權利的增長與農民收入增長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

由于我們總結體制改革與發展關系的經驗不夠，吸取體制改革不充分導致發展不充分的教訓也不夠，導致我們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忽視了自覺地用體制改革來促進發展，從而使我們的發展潛能沒有完全被釋放出來，導致宏觀經濟的兩難困境。

比如：資本收益與勞動者收益的關系嚴重失衡、貧富差距擴大，就是源于沒有及早建立勞資之間的協商談判制度，以及勞動者自治組織發展的滯后導致的勞資矛盾;又比如，眾所周知，只有改革戶籍制度，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工成為城市居民的身份難題。但戶口制度是高度集權的行政計劃體制運行的產物，完全依靠行政慣性解決戶口問題是不現實的，城市化就需要農民自身的創造功能，以改革促發展，以改革引領發展，我們恰恰在這方面還缺乏更多的制度創新。

因此，加快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步伐，從體制改革的角度看發展，以體制改革促進中國的發展，應該成為更理性成熟的發展途經。要進一步認清我們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之所在。從傳統體制中權力高度集中于國家的體制特征看，體制轉軌的核心是國家權力和民眾權利之間的調整，要將國家過多集中的權力回歸社會民眾，在市場經濟的建立過程中培育民眾權利。

這種體制轉軌的特殊背景決定了經濟發展的特殊含義，以收入表現的發展背后必定有民眾權利發展的支撐。也就是說，表象內容是收入增長，核心內容是權利增長;以權利體現發展為因，以收入體現發展為果。以權利衡量發展，既能反映收入增長，又能反映體制發展。而以收入衡量發展不能反映體制發展，因此，以權利衡量發展比以收入衡量發展更體現發展的本質。

缺乏對市場經濟主體特性的深刻認識

宏觀經濟兩難局面產生的原因之三，是我們在努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缺乏對市場經濟主體特性的深刻認識，在市場經濟主體行為的引導中缺乏科學性。市場經濟主體特性應該既具有利己性，又具有利他性;宏觀經濟管理既要利用市場主體的利己性發展經濟，也要利用市場主體的利他性自治。

可是我們錯把市場經濟發展等同于放任市場主體的私利性泛濫，為謀取私利可以不擇手段，忽視了市場本身就是需要節制私欲、將利己與利他相協調。在激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沒有同時啟動主體行為的自治和利益相關方的互相制約，從而給市場主體造成錯覺，以為市場就是不擇手段謀利，不用考慮他人的疾苦，也不用考慮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比如在煤資源管理中的制度漏洞放縱了一些煤老板的貪婪，一些國有企業利用壟斷地位謀利甚至可以不擇手段，嚴重忽視社會自治、社會制約的制度效應。此外，宏觀經濟主體本身又夸大了自身利他性特性，并且忽視了政府官員本身也具有的私利性可能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干擾，對政府部門與市場運行之間的界限劃分模糊，一些政府部門成了實際上的市場主體。

當各級政府部門的利益較深地嵌入到市場經濟利益鏈條中，我們只要一采取措施治理市場亂象，就陷入了兩難困境：既遇到市場主體自治缺乏，不能積極響應宏觀治理的制度要求難題，又遇到各級各地政府部門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使良好的宏觀治理政策的執行舉步維艱。比如目前的房地產調控，就牽涉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關聯到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房地產商的利潤空間，關聯到土地招拍掛市場;社會富裕階層的投資炒作，關聯到產業結構的投資走向;普通消費者的住房需求，關聯到社會的貧富差距;政府的實體經濟制度導向，關聯到中國金融發展和資本市場發展的質量等等。各種利益集團的糾葛，各種社會階層的訴求，使房地產業成為宏觀經濟兩難局面的典型現象。

對此，我們應科學揭示市場主體的特性，在鼓勵市場經濟主體謀取私利的同時鼓勵他們自我治理、自我約束。在發揮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優勢的同時，也要清醒意識各級、各地政府機構本身可能存在的私利性特征，轉變政府職能，防止權錢交易，避免政府成為市場的利益主體。設計出既能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又能規范政府行為的市場運作機制。

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作為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發源地，都開始反思經濟人假設的片面性，無論是美國經濟學家，還是美國政府，甚至普通公民都從華爾街精英的非理性行為看到，在激勵人們致富的同時，節制人本身私欲膨脹的必要性。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難道不是更需要研究人的利己性與利他性如何協調嗎?這是從經濟哲學的最深層面解決宏觀經濟兩難困境需要做的功課。同時，處在傳統體制向現代體制轉型過程中的中國，也要思考政府職能的轉型、政府角色的轉變問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