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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6年9月，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在其論文《宏觀經濟學的麻煩》中對主流宏觀經濟學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猛烈批判。文中指出，當前主流宏觀經濟學廣為運用的DSGE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對現實的解釋力逐漸下降，使宏觀經濟學面臨脫離現實的麻煩。羅默還認為，以盧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薩金特為代表的部分著名經濟學家在面對理論存在的缺陷時，往往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態度，這種行為進一步阻礙了宏觀經濟學的進步。

　　羅默文中批判的DSGE模型是在RBC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在保留了理性預期、技術沖擊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基本假設的同時，引入了價格粘性、不完全競爭等凱恩斯主義元素。目前，DSGE模型被廣泛運用于宏觀經濟學研究和政策分析之中，更是頂級宏觀經濟學期刊競相推崇的研究范式。經濟學界對DSGE模型的運用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DSGE模型繁雜的數學形式限制了宏觀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和關注。同時，DSGE模型在宏觀經濟學中的壟斷地位阻礙了理論的多樣性發展（Korinek，2015）。這一觀點與羅默對DSGE模型的批判基本一致。第二種看法則認為，雖然目前DSGE模型存在較多的缺陷，但仍然能夠較為科學地解釋現實經濟。而且DSGE模型在未來還能不斷地改進和完善，并繼續成為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主流范式（Blanchard，2016；Prescott，2016）。

　　羅默文中批判的三位經濟學家盧卡斯、普雷斯科特、薩金特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宏觀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奠基性人物。盧卡斯首次將理性預期的概念運用于宏觀經濟分析當中，開啟了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理性預期革命。薩金特豐富并發展了理性預期理論，將理性預期的思想應用于實證研究，推動了宏觀計量經濟學從靜態研究向動態研究的轉變。普雷斯科特根據理性預期和技術沖擊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建立了具有微觀基礎的RBC模型對經濟周期進行解釋，為此后DSGE模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普雷斯科特也在宏觀政策的時間不一致問題上有突出的理論貢獻。

　　正因如此，羅默的批判引起了經濟學界對宏觀經濟學是否遭受麻煩的大討論。一些觀點質疑宏觀經濟學對現實的指導意義，甚至激進地提出應該將宏觀經濟學課程從經濟學教學中刪除。那么，宏觀經濟學是否確實遭遇無法解釋現實的麻煩？本文認為對這一問題的分析不能僅集中于對部分DSGE模型的缺陷以及宏觀經濟發展史上個別事件的討論，而應該在總結羅默批判觀點的基礎上，從宏觀經濟學百年發展史的視角，分析理論的發展及其對重大經濟事件的解釋力，才能全面深入地對此問題做出回答。

　　 二、保羅·羅默對宏觀經濟學的批判

　   在判斷宏觀經濟學是否遭受麻煩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羅默（Romer，2016）批判的基本觀點及其依據。羅默文中的基本觀點是，DSGE模型在構造外生沖擊和參數識別方面存在缺陷使得模型對現實的解釋力不足，這導致宏觀經濟學研究正逐步脫離現實。這一觀點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依據。

　　（一）DSGE模型將經濟波動歸因于脫離現實的外生沖擊

　　羅默在文章中指出，DSGE模型往往通過構造一些虛擬的外生沖擊來解釋現實經濟波動，這些沖擊包括技術沖擊、價格沖擊和偏好沖擊等。這些外生沖擊存在的共同問題是它們不受個體優化行為的影響，因而在理論上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同時，也不以現實經濟現象為參照，完全基于個人的想象和創造。以技術沖擊為例，DSGE模型中的技術沖擊是指在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能夠隨機改變產出的外生沖擊，經濟學家至今無法對這一沖擊的來源做出符合現實的解釋。RBC模型的提出者普雷斯科特在解釋造成現實中產出下降和經濟衰退的負向技術沖擊時，只能將其勉強地比喻為交通阻塞，但交通阻塞顯然不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

　　由于外生沖擊缺乏現實基礎，致使DSGE模型得出的研究結果缺乏現實解釋力。以DSGE模型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刻畫為例。在早期的RBC模型中，貨幣政策的變動只會造成物價水平的變化，而產出、實際利率、就業等實際變量的波動完全來源于外生的技術沖擊，而與貨幣政策無關。此后，DSGE模型引入了價格粘性等特征以使貨幣政策對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從模型模擬的結果來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仍然不大。Smets & Wouters（2007）所構建的具有價格粘性的新凱恩斯DSGE模型（下文簡稱“S-W模型”）數值模擬結果也發現，貨幣政策沖擊只影響了產出和通脹波動中很小的一部分。

　　然而，現實中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波動卻具有上述模型無法解釋的巨大作用。比如，沃爾克就任美聯儲主席期間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使美國的實際利率從0附近上升至5%左右，由此導致美國經濟在此期間共經歷了兩次蕭條。在第一次蕭條中，實際產出下降了2.2%，失業率從6.3%上升至7.8%。在第二次蕭條中，產出更是下降了2.9%，失業率則從7.2%上升至10.8%。可見，DSGE模型低估甚至忽略了現實中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重要作用。

　　（二）DSGE模型未能解決甚至加重了模型的參數識別問題

　　DSGE模型的求解需要對眾多待估參數進行整體估計，參數估計往往面臨識別問題。目前，DSGE模型主要運用校準或貝葉斯估計等方法處理參數識別問題，但這些方法均需要對參數的取值或先驗分布進行假設，羅默認為這并不能真正解決模型參數的識別問題。究其原因，模型參數在現實中的真實取值和分布是未知的，這導致上述方法無法嚴謹地證實和檢驗假設的參數取值和先驗分布是否符合現實，研究中只能通過計算機軟件是否報錯來判斷假設的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通過改變參數的假設值和先驗分布，研究者甚至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估計結果。例如，在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所組成的兩方程系統中，需求曲線的彈性也依賴于供給曲線的參數取值及其分布。因此，通過調整供給曲線的截距與斜率等參數的取值和先驗分布，能夠估計出完全不同的需求彈性。因此，研究者通過調整參數的取值和先驗分布可以達到自身預想的任何結果，這使研究結論具有更大的人為操控性。

　　（三）主流宏觀經濟學家在面對理論存在的缺陷時采取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態度，造成主流宏觀經濟學界回避和忽視DSGE模型存在的問題

　　羅默在文中尖銳地指出，盧卡斯在1995年獲得諾貝爾獎時發表的演說中，曾對貨幣經濟學的重要性進行過深入細致的分析，并認為其對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Lucas，1995）。但2003年在擔任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時所做的會長講演中，盧卡斯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貨幣經濟學是瑣屑”的觀點，不惜發表與之前不相一致的言論（Lucas，2003）。同樣，薩金特運用與盧卡斯相同的研究方法發現，在沃爾克通貨緊縮時期后，盧卡斯（Lucas，1980）研究中所得出的名義利率、通脹率與貨幣增長之間一比一的關系發生了改變（Sargent & Surico，2011）。因此，盧卡斯之前得出的研究結論存在一定的缺陷。盡管如此，薩金特并未有力反駁盧卡斯的觀點，而是同樣選擇對盧卡斯文章中的觀點持贊成態度。

羅默認為，雖然盧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薩金特等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做出過突出的貢獻，但是他們在面對理論存在的共同問題時，不僅未能深入研究和解決問題，反而采取消極回避的態度，這對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兩方面不利的影響。其一，主流宏觀經濟學家對問題的回避態度使主流宏觀經濟學界忽視了DSGE模型存在的問題，從而不再重視對個體優化行為的刻畫和分析，而是習慣于直接把問題歸因于虛構的外生沖擊，進一步加劇了DSGE模型原有的缺陷。其二，經濟學界對權威學者的盲從高過對現實的關注。眾多宏觀經濟學研究者不敢公開批評權威學者及其理論，在模型與經驗事實不符時更傾向于相信模型的模擬結果而對與經驗事實相悖的錯誤漠不關心。

　　 三、宏觀經濟發展史上四大里程碑事件及其理論解釋

　   客觀來說，羅默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DSGE模型的確存在羅默所說的脫離現實以及參數識別困難等問題。但是，若要判斷整個宏觀經濟學是否真正脫離現實，不能僅局限于對DSGE模型一種理論和方法的討論，應該從整個宏觀經濟學發展的視角，分析理論能否對宏觀經濟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釋。因此，本文選擇了大蕭條、大通脹、大緩和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共四次在宏觀經濟學百年發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通過梳理理論發展史來判斷整個宏觀經濟學是否真正脫離現實。

　　（一）大蕭條

　　1929-1933年間，美國出現了空前嚴重的大蕭條。這場危機首先爆發于金融領域，引起銀行業恐慌，繼而導致大規模銀行倒閉。隨后，危機迅速蔓延至實體經濟引發了持續的大衰退。期間，美國的實際國民收入從2036億美元下降至1415億美元，下降幅度超過30%。失業率上升了近8倍，從1929年的3.2%大幅攀升至1933年的25.2%。同期，美國通貨膨脹率平均為-6.1%左右，在1931年更達到了-10.1%的最低點，經濟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

　　大蕭條發生之時，已有的經濟理論尚不能對這一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當時的主流觀點信奉古典經濟學家所提倡的市場出清理論，認為市場的力量會推動經濟自動趨向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當經濟出現蕭條時，政府不需要進行任何干預。這一理論不僅不能解釋產出持續下降和失業率迅速攀升的事實，也無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應對大蕭條。

　　在此背景下，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1936）中運用有效需求理論（有效需求在此后的宏觀經濟學研究中亦被稱之為總需求）最早對大蕭條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凱恩斯指出，有三方面因素共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第一，消費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隨收入的增加而遞減，進而導致消費需求不足。第二，資本的邊際效率隨企業投資上升而逐步下降，這降低了企業增加投資的預期利潤率，企業因此對未來的投資缺乏信心，造成投資需求不足。第三，流動性偏好使個人有動機持有貨幣，以應對日常的交易性貨幣需求和臨時出現的投機性、預防性貨幣需求，由此導致利率不能降得過低。因此，當投資利潤率接近利率時，企業將減少投資，導致投資需求不足（Keynes，1936）。

　　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市場的力量無法推動經濟自動回歸到充分就業狀態，從而出現大量非自愿失業，造成經濟陷入持續蕭條之中，因此大蕭條的產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在應對蕭條的具體措施上，凱恩斯認為蕭條時期只有通過政府的政策干預，才能推動經濟實現充分就業，走出持續蕭條。其中，財政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調控手段。政府應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等措施使財政政策發揮乘數效應，從而刺激經濟并實現經濟復蘇。

　　然而，凱恩斯對大蕭條所做的分析片面強調了財政政策變化對總需求的影響，以至于忽略了貨幣因素變動引起經濟蕭條的可能。早期凱恩斯主義認為貨幣政策只能通過名義利率作用于投資和總需求。而蕭條時期，名義利率往往處于較低水平而陷入流動性陷阱，造成貨幣政策對總需求波動的影響較小。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大蕭條時期美國3個月期國庫券利率已降至1%以下（Mishkin，2010），早期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此時貨幣政策是足夠寬松的，但總需求卻并未因此出現明顯的變化，經濟衰退現象依然持續。所以，貨幣政策不是造成大蕭條時期經濟緊縮的主要原因。

　　對此，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從兩方面對貨幣政策無效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其一，名義利率較低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足夠寬松，實際利率才是衡量貨幣政策松緊程度的關鍵指標。貨幣主義者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名義利率與投資的相關性較弱，而實際利率與企業投資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要判斷貨幣政策的力度和效果應該對實際利率而非名義利率進行分析。大蕭條時期，由于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通貨緊縮，盡管名義利率處于較低水平，但實際利率卻高達8%左右（Mishkin，1981），貨幣政策事實上并不寬松。其二，貨幣政策除了利率傳導渠道外，還有其他影響總需求的途徑。即使貨幣政策確如凱恩斯所言陷入流動性陷阱，通過其他傳導渠道也仍然能夠影響實體經濟。

　　基于上述分析，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供給收縮是導致大蕭條時期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大蕭條時期銀行業恐慌使眾多銀行出現存款外流，公眾持有現金的比例和銀行超額準備金率隨之上升，從而降低了貨幣乘數并造成貨幣供給急劇下降，由此引發了物價下跌和經濟衰退（Friedman & Schwartz，1963）。

　　貨幣主義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表明了貨幣沖擊能夠對經濟波動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這一理論仍沒有對貨幣緊縮如何引發持續的經濟衰退進行詳細解釋。20世紀80年代，Bernanke（1983）、Gertler（1988）等的研究就指出，僅憑貨幣供給收縮不足以解釋大蕭條時期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經濟衰退。因此，他們在貨幣主義的基礎之上結合了Fisher（1933）所提出的“債務—通縮”理論與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大蕭條的產生及其演變過程進行了更為完整的解釋。觀點認為，貨幣緊縮和物價下跌將加重企業的債務負擔，導致企業凈值下降，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經濟陷入“債務—通縮”的惡性循環。這將加劇金融市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提高銀行的信貸中介成本，并減少銀行對企業的信貸。由于資金無法配置到具有生產性的投資機會上，投資和總需求將隨之下降，使經濟出現持續衰退。這一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正向反饋機制被伯南克稱為“金融加速器效應”。

　　綜上所述，經過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債務—通縮理論和金融加速器理論等一系列理論發展之后，宏觀經濟學對大蕭條如何產生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解釋。

　　（二）大通脹

　　大通脹特指20世紀70年代美國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的時期。在此期間，通脹率由20世紀70年代初僅2%左右上升至70年代末的8%左右。不僅如此，在1975年后美國失業率也開始持續攀升，1975-1980年間失業率已高達6%~8%。經濟出現高通脹與高失業并存的“滯脹”現象。

　　由于負向供給沖擊會同時引起價格水平和失業率上升，早期對大通脹現象的研究普遍認為，大通脹只是來源于石油和食品價格上漲等負向供給沖擊（Bruno & Sachs，1979）。1973年后，由于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限制石油產量，石油價格上漲了4倍以上。與此同時，全世界范圍內糧食歉收又引發了食品價格的大幅上升。石油和食品等原材料價格上漲使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造成了總供給的收縮。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將導致價格水平的上升和高于自然率的失業水平，由此形成了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根據上述理論分析，大通脹僅僅是一場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但是，僅僅以供給沖擊解釋大通脹的產生存在重大的理論缺陷。究其原因，負向供給沖擊并不能引發持續上升的通脹。當總供給收縮導致失業率高于自然率水平時，勞動力市場出現的供過于求現象將造成工資水平下降，從而推動短期總供給擴張，最終使價格水平下降，失業恢復自然率水平。因此，大通脹時期通脹水平的持續上升并非只由供給沖擊造成。

　　隨著對大通脹現象研究的逐步深入，Delong(1997)、Barsky & Kilian（2001）和Mishkin（2010）等一系列研究在結合貨幣主義和20世紀70年代理性預期革命的觀點后發現，引起大通脹更重要的原因是美聯儲為了追求過高就業目標而執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于對自然失業率的估計出現偏差，美國政府將失業率目標過高地定為4%。事后證明，當時美國的自然失業率至少應在5%~6%的水平。

為了追求這一過高的就業率目標，美聯儲在當時采取了持續擴張的貨幣政策。一方面，貨幣政策擴張引起總需求上升，導致物價水平持續上漲。另一方面，當公眾預期到美聯儲為了追求高就業目標不惜持續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時，全社會的通脹預期隨之上升，工人此時將會要求提高工資水平以維持實際收入不變。這引發了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和總供給的收縮，導致價格水平進一步上升和失業現象的出現。之后，美聯儲為了再次實現高于自然率的就業目標將繼續擴張貨幣政策，上述價格水平和失業率攀升的過程會進一步持續。直到20世紀80年代，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采取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才遏制了價格的進一步上升。因此，從本質上看大通脹仍然是一場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

　　對大通脹如何形成的理論分析也給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制定帶來一項重要的啟示，即貨幣政策不應盯住失業率目標。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往往希望現實失業率維持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但現實中政策制定者卻無法對自然失業率進行精確的估計。其一，運用統計技術對自然失業率進行估計將形成較大的置信區間，以至于無法得到自然失業率的精確值。例如，Staiger et al（1997）在常用的95%置信水平下對1990年美國的自然失業率進行區間估計得到的結果為5.1%~7.7%。高達2.6%的置信區間使自然失業率的估計容易出現較大的偏差。其二，遲滯效應使自然失業率很可能隨時間推移發生變化。自然失業率的概念提出之后，早期的觀點將自然失業率視為一個穩定不變的常數。然而，Blanchard & Summers（1988）的研究表明，經濟長期衰退很可能使失業工人的工作能力下降，并改變工人尋找工作的態度和積極性，從而抑制了勞動力市場搜尋匹配的過程，造成摩擦性失業上升，這一現象被稱為遲滯效應。遲滯效應會使得自然失業率發生改變，進一步降低自然失業率估計的準確性。基于上述兩點原因，貨幣政策若盯住失業率，很可能因為自然失業率的估計偏差而制定過高的就業目標，產生類似大通脹時期的嚴重后果。

　　有鑒于此，大通脹之后主要發達國家央行都將貨幣政策盯住更為可靠和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通脹目標制不僅能使央行更加關注物價穩定，避免央行實施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也能較好地應對供給沖擊。具體而言，大多數國家在設計通脹目標時至少排除了食品或能源價格上漲等第一輪供給沖擊帶來的影響。同時，免責條款允許中央銀行調整通脹目標以應對不可預期的變化。例如，德國央行在應對1979年石油供給沖擊時將通脹目標從2%提高到4%，因為沖擊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價格上漲”。上述舉措避免了經濟遭受供給沖擊時實現通脹目標可能造成的巨大產出波動，超越了總需求管理應對供給沖擊必須在產出與通脹之間權衡取舍的傳統看法（伯南克，2006；陳小亮、陳彥斌，2016）。

　　（三）大緩和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美國經濟進入了大緩和時期。與大通脹時期相反的是，這一時期美國經濟的突出特點是高就業與低通脹并存。1987-2006年間美國的平均通脹率為2.4%，失業率也從1987年的6.2%下降至2006年的4.6%。與此同時，美國的GDP、通脹率、失業率等經濟指標在這一時期的波動幅度相比20世紀70年代也下降了20%~40%(Stock & Watson，2002)。

　　最初，一些理論研究認為大緩和的產生源于該時期外生沖擊的減小。例如，Stock & Watson（2002）等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美國沒有出現石油價格上漲等嚴重的供給沖擊，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正是這些有利的外部環境使產出和物價水平趨于穩定。同時，也有一些觀點將大緩和的產生歸因于企業庫存管理能力的不斷提高。當企業管理庫存的效率上升時，只在生產需要時補充庫存，從而避免了庫存的大規模積壓，減少了存貨投資變化造成的經濟波動（Kahn et al，2002）。

　　但此后更多的研究發現，經濟穩定并非僅僅源于有利的外部環境和企業管理能力的提高，更關鍵的原因是宏觀政策可信度增強，從而能夠更好地發揮穩定經濟的作用（Bernanke，2004；2013）。大緩和時期前后，美國宏觀政策的可信度相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以貨幣政策為例，20世紀80年代初，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成功地抑制了持續已久的通貨膨脹。雖然這一反通脹政策帶來了較為嚴重的經濟衰退，但無形中提高了公眾對美聯儲反通脹政策的信任程度。20世紀90年代后，美聯儲通過加強與公眾之間的溝通等措施進一步增強了貨幣政策的可信度。政策可信度增強能夠穩定公眾預期，從而提高宏觀政策穩定經濟的效果。以反通脹政策為例，當政府執行一項反通脹政策時將導致總需求收縮。此時，政策若具有較高的可信度，會降低全社會的通脹預期，工人的預期工資和企業的生產成本將根據較低的通脹預期進行調整，從而推動短期總供給擴張，使經濟均衡同時實現低通脹和高就業（Mishkin，2010），這正是大緩和時期美國經濟穩定的具體表現。

　　政策可信度對經濟穩定的重要作用也引起了宏觀經濟學對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預期管理的關注。Eggertsson & Woodford (2003)、Morris & Shin(2008)等一系列研究將預期管理納入宏觀經濟模型，從定量的角度說明了前瞻性指引、提高政策透明度等預期管理手段對增強政策可信度和穩定經濟的效果。這些理論研究豐富發展了定量宏觀模型對預期因素的刻畫，提升了宏觀經濟模型對現實的解釋力。

　　（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的反思與進展

　　2008年由房屋次級貸款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迅速由金融部門擴散至實體經濟，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2008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GDP下降1.3%，2009年第一季度進一步下降5.4%。美國以外其他國家的實際GDP 也在2008 年第四季度下降6.4%，至2009年第一季度進一步下降7.3%。主要發達國家的失業率在危機期間均保持在10%以上（Mishkin，2011）。直至目前，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尚未完全走出這場危機帶來的深度衰退。

　　雖然目前宏觀經濟理論還未形成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系統全面的解釋。但通過總結金融危機的教訓，宏觀經濟學仍然出現了三方面重要的反思與新進展。其一，宏觀政策應更加重視金融穩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宏觀經濟理論認為實現經濟穩定是宏觀政策最主要的目標。因此，宏觀政策并未對金融穩定給予過多的關注。以美聯儲為例，2008年之前美聯儲長期依賴的政策分析模型均未考慮金融摩擦對經濟波動的影響（Mishkin，2011；馮俊新等，2011）。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事實說明，金融部門對經濟波動的影響遠遠高于已有理論的預期。此后，在理論研究方面，金融摩擦被更廣泛地引入宏觀經濟模型。例如，Mandelman（2010）、Garcia-Cicco et al（2010）等研究在宏觀經濟模型中加入壟斷性銀行體系等金融摩擦因素，更好地刻畫了金融市場對危機的放大作用，提高了模型對金融危機的解釋力。在宏觀政策方面，主要發達國家在危機之后開始將金融穩定視為與經濟穩定同樣重要的政策目標，而宏觀審慎政策則是實現金融穩定的政策工具。

　　其二，宏觀政策間的協調配合能夠有效提高政策效果。貨幣主義興起之后，貨幣政策逐漸成為宏觀政策的核心。2008年之前，各國央行往往單一地運用政策利率等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應對經濟衰退（Blanchard et al，2010）。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日本和歐洲各國的政策利率紛紛逼近零下界，日本和歐洲國家甚至實行了負利率政策。事實說明，單一的貨幣政策調控需要極大的政策力度，容易耗盡已有的政策空間，導致政策的可持續性下降。相比之下，不同政策間的協調配合能夠為單獨的政策節省空間，從而提升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具體而言，常規貨幣政策與預期管理等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協調能在名義利率接近零下界的情況下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Eggertsson &Woodford，2003；郭豫媚等，2016）。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可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創造空間，并有效打破經濟蕭條時期“債務—通縮”的惡性循環（陳小亮、馬嘯，2016）。而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則能有效實現經濟和金融雙穩定的宏觀政策目標。

　　其三，宏觀經濟理論應更加重視政策沖擊對貧富差距的影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更加突出，成了宏觀經濟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大問題。以美國為例，前10%富裕人群的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比重逐步提高，從2007年的71.5%上升至2013年的75%。相比之下，財富后10%的貧窮人群則深陷負債之中，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比重從2007年-0.2%進一步下降至-0.7%。一些學者在反思金融危機的教訓時，更加深刻地意識到政策沖擊將會顯著影響貧富差距，而貧富懸殊將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長期負面的影響。但是，目前在宏觀經濟學框架下對貧富差距問題的研究依然較少。僅有的部分研究也只是在新古典增長模型與Bewley模型框架下對貧富差距問題進行定量分析（陳彥斌等，2010；Auclert，2015；Doepke et al，2015），很少有研究通過異質性新凱恩斯主義框架分析政策沖擊對貧富差距造成的影響。因此，如何在宏觀經濟學框架下對貧富差距問題進行更深入細致的刻畫，是危機后宏觀經濟理論有待進一步加強和拓展的方向。

　　 四、宏觀經濟學沒有遭遇麻煩

　   通過總結羅默的批判以及宏觀經濟學發展史上四大里程碑事件及其理論解釋，本文認為，不論從羅默批判的對象、批判的標準，還是從宏觀經濟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來看，宏觀經濟學并未遭受麻煩。主要有如下三點理由。

　　其一，羅默批判的對象只是RBC模型和部分DSGE模型，不能以此說明整個宏觀經濟學遭受麻煩。羅默在文中僅列舉了RBC模型和S-W模型存在的缺陷，進而說明DSGE模型和宏觀經濟學遭受麻煩。但是，RBC模型在Kydland & Prescott（1982）的研究中正式提出，距今已有30多年，S-W模型的提出也早在10年之前。此后多年，DSGE模型也一直在不斷地改進和拓展。

　　更重要的是，從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來看，DSGE模型也只是整個宏觀經濟學體系和研究方法的一部分。自1936年凱恩斯主義提出之后，主流宏觀經濟學逐漸形成了關注長期經濟問題的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和關注短期經濟波動的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吸收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和技術沖擊等基本假設，通過引入價格粘性和不完全競爭等因素，在RBC模型的框架下發展出以DSGE模型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方福前，2001）。除此之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經過多年發展也形成了眾多定量宏觀模型。因此，羅默文中所批判的DSGE模型并不能代表整個宏觀經濟學。

　　其二，羅默批判宏觀經濟學的標準過于苛刻。根據前文所述，羅默主要依據三大標準說明宏觀經濟學遭受麻煩。一是DSGE模型對現實的解釋力不足，二是DSGE模型無法解決甚至加重了參數識別問題。三是主流宏觀經濟學界回避和忽視DSGE模型存在的問題。對于第一個標準，就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理論滯后于現實是常態。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奴隸拍賣起源于古羅馬時代，而直到1961年維克里才正式提出拍賣理論（Vickrey，1961）。同樣，“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投資理念古已有之，但直到1952年馬科維茨才正式提出資產組合模型，繼而形成了系統的現代金融理論（Markowitz，1952）。宏觀經濟學同樣具有類似的規律，通過前文對宏觀經濟發展史上重大事件及其理論解釋的回顧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學一般在重大事件發生后多年才形成對該事件較為完整而深入的解釋。因此，不能苛求現有的理論能夠立即完美地解釋當下發生的現實。

　　而且，DSGE模型的核心框架也并非如羅默所言完全脫離現實。在DSGE模型出現之前，宏觀經濟模型中廠商和家庭等部門的行為方程僅通過人為設定得到，往往不符合現實中廠商和家庭做出的最優決策。DSGE模型基于個體優化方法為廠商和家庭的行為方程構建了更堅實的微觀基礎，相比以往的宏觀經濟模型具有更強的現實解釋力。盡管目前DSGE模型尚未對外生沖擊建立合理的微觀基礎，但宏觀經濟學研究為克服這些缺陷仍然做出了諸多努力。例如，以Krusell & Smith（1998）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通過在模型中引入異質性因素，使沖擊更加符合現實經濟中家庭財產差距、企業生產率差異等異質性特征。再如，DSGE模型已經開始借鑒行為經濟學和大數據分析等新興研究方法，為宏觀模型提供更符合現實的微觀基礎（Blanchard，2016）。這些方面的突破和進展都將進一步提高未來DSGE模型的現實解釋力。

　　對于第二個標準，DSGE模型使用的校準和貝葉斯估計等參數識別方法考慮了現實經濟的動態特性以及個體的理性預期，相比之前通過簡單的聯立方程組模型進行參數估計，能夠較好地避免“盧卡斯批判”所指出的問題，從而更具有合理性（Blanchard，2016）。盡管部分參數取值和先驗分布的假設在某種程度上與現實不符，但正如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Rodrik，2015）所言：“應對社會復雜性最好的方法不是設計精確無比的模型，而是了解不同的因果關系是怎么起作用的，然后指出哪些變量在某些設定的環境中最相關”，對模型適當的假設和簡化有時更有利于分析和理解關鍵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同時，在經濟學其他分支同樣存在與參數識別問題類似的難題。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內生性問題同樣長期存在。為了克服內生性的干擾，計量經濟學家相繼提出了工具變量法、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以及隨機實驗等方法，但各類方法在實踐中都存在不同方面的缺陷。以研究中廣泛使用的工具變量法為例，合適的工具變量需要同時具有相關性和外生性。但由于工具變量外生性檢驗的適用范圍和假設前提均存在局限性，在實踐中幾乎無法找到完全外生的工具變量。而所謂完美的工具變量大多也只是研究者通過已有的數據構造并以文字加以論證，內生性問題仍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同樣，金融學理論發展至今，即使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但也無法預測現實中股票價格的劇烈變動。因此，如果宏觀經濟學確如羅默所言遭受了麻煩，那么計量經濟學、金融學等其他經濟學分支乃至整個經濟學研究可能都將陷入更大的麻煩。

　　對于第三個標準，雖然確實有部分經濟學家對DSGE模型以及當前宏觀經濟學存在的問題采取回避和忽視的態度，但不可以此對整個宏觀經濟學界一概而論。事實上，早在羅默此文發表之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等著名經濟學家都曾對DSGE模型的缺陷進行過深入的批判。克魯格曼（Krugman, 2016）認為，運用DSGE模型無法得出與現實相符的有用預測。布蘭查德（Blanchard, 2016）也指出，DSGE模型的假設、估計方法及其在現實應用中得出的結論不具有很強的信服力，未來DSGE模型應融入更多經濟學其他領域研究所得出的有益結論，使模型更具開放性和現實解釋力。可見，宏觀經濟學界并非完全回避問題的存在，而是已經開始對DSGE模型存在的不足與未來發展進行反思與改進。

　　其三，宏觀經濟學對重大經濟事件具有較好的解釋力。通過前文對宏觀經濟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理論解釋的回顧可以發現，經過早期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理性預期革命、金融加速器等理論的逐步完善，宏觀經濟學已能較好地解釋大蕭條、大通脹、大緩和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重大事件。這些解釋不僅被寫入現代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之中，更形成了眾多指導宏觀政策的共識。

　　不僅如此，宏觀經濟學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后，均能吸收現實教訓并取得重大的理論進步，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正不斷增強。大蕭條之后，凱恩斯主義取代了古典主義的市場出清理論，宏觀經濟理論開始重視短期內政府宏觀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熨平經濟周期的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大通脹時期，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革命對早期凱恩斯主義進行了批判和改造，不僅完善了原有理論對大蕭條和大通脹等現實問題的解釋，讓貨幣政策和預期對宏觀經濟的作用逐漸得到重視，更推動了新凱恩斯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使之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美國經濟進入“高就業、低通脹”的大緩和時期，宏觀經濟學開始意識到增強政策可信度對于穩定經濟的重要意義，開啟了之后宏觀經濟學對預期管理問題的研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隨著宏觀經濟學對金融穩定、政策協調和貧富差距等問題理解的日漸深入，理論對金融危機的解釋將更加完善。因此，羅默文中的批判只能說明目前RBC模型和某些DSGE模型中的沖擊還無法精確地模擬現實，并不能判定宏觀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和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存在本質性的錯誤和麻煩。

　　 五、結語

　   本文總結了保羅·羅默最新論文《宏觀經濟學的麻煩》(2016)對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批判，同時回顧了宏觀經濟學百年發展史上四大里程碑事件及其理論解釋，對宏觀經濟學是否遭遇麻煩進行了深入研究。本文所得出的結論是，宏觀經濟學對重大經濟事件具有較好的解釋力，并能在總結現實教訓的基礎上推動理論的進步。因此，宏觀經濟學并沒有遭遇脫離現實的麻煩。

　　當然，羅默對DSGE模型脫離現實的批判的確是當前主流宏觀經濟學客觀存在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正是未來宏觀經濟學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對此，宏觀經濟學研究不應為了追求模型的顯示解而刻意忽略對現實因素的刻畫。而應秉持“大宏觀”理念，將產業、金融和異質性等更多貼近現實的元素納入宏觀經濟學模型，并使用數值模擬的方式對模型的數值解進行分析。由此便可大幅提高宏觀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破解宏觀經濟理論與現實脫節的時代性難題。（陳彥斌、陳惟）

　　（本文已發表于《經濟學動態》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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