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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網】林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三個基本問題及《資本論》的普適價值
發文時間:2011-03-21

經濟學理論五個前沿問題

近日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辦了“《中國經濟觀察》論壇:經濟學理論前沿問題研討會”,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陳寶生出席了會議。經濟學領域相關專家學者共100多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致詞,副主任韓保江主持。論壇就經濟學理論的幾個重大前沿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三個基本問題及《資本論》的普適價值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林崗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要注意。

一是要掌握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方法。即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里面講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具體有五個原則:把生產力發展看作社會運動的首要因素,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解釋生產關系的形成和演變;在生產力漸進的歷史發展前提下來解釋經濟關系當事人的行為;馬克思是從所有制關系出發來理解全部生產關系體系;從經濟關系出發來解釋上層建筑;強調實踐。二是聯系實際,能夠解決實際問題。三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發展,不管是要生存下去還是要發展得更好,就是要和西方經濟學比較。

關于《資本論》的普適價值,中央黨校經濟學部王天義教授認為:《資本論》的普適價值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經濟發展形式的統一性。馬克思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對人的依賴,人的依賴關系就是自然經濟;第二個階段是人對物的依賴,表現為商品經濟;第三個階段是人對誰都不依賴,自由發展。第二,馬克思以三大嶄新因素為內核建立了一個科學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第一個嶄新因素講了商品有二重性,勞動也必然有二重性。第二個嶄新因素講了工資的本質,工資第一次被描寫為隱藏在它后面一種關系的不合理的表現形式。第三個嶄新因素講了剩余價值的一般和特別的區別。正是這三個嶄新因素才使得馬克思理論體系得以建立。第三,馬克思以四個環節為支點,確定了社會化大生產情況下經濟運行的框架。這四個支點,就是生產、分配、消費、交換。生產是起點,最終是為了消費。當前消費問題非常重要,擴大內需重點是擴大消費,而我們的消費怎么分析,內需怎么擴大?我認為馬克思這個分析框架給我們非常重要的意義。

《資本論》的普適價值就在于它是一種方法,是用于研究社會發展規律的,用于創建理論體系和分析各種經濟現象的科學方法。從方法論的角度講,它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二、從確定性研究向不確定性研究的演變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謝魯江教授認為,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演變,就是從確定性研究向不確定性研究的演變。對亞當徠斯密假說的研究,從馬歇爾和瓦爾拉斯開始,把自然方法引進來,用實證來證明確實存在看不見的手。之所以論證,前提就是這個假說是可以證明的,是具有確定性的。后來從馬歇爾和瓦爾拉斯之后的經濟學家對確定性提出了懷疑。現在經濟學的發展主要是從不確定性作為出發點來研究的。

不確定的研究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放松了條件進行研究。二是完全否定式的研究。所以從這個角度可以歸納西方經濟學向三個方向發展。第一,從對個人行為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不完全競爭理論、熊彼特創新理論、博弈論等等。第二,研究認為個人行為合理性是有條件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能不能達到有機統一是需要條件的,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可能是我們希望的市場經濟。第三,結果基本上是否定的。認為個人秩序不一定達到社會合意的結果,所以需要國家和社會干預,這是凱恩斯強調的國家干預。

由此我們能得出幾點認識:首先,這是一個未解的命題,還需要研究。其次,還要研究所需的條件。如果我們認為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都是需要的,那么達到這個合意的結果,需要具備什么制度。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個人自由和秩序之間,是歷史性的,沒有一個普遍的真理。

三、改革、中國發展模式面臨的挑戰及應有的內容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何自力教授認為改革實踐面臨兩大挑戰。第一,基本經濟制度的挑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在憲法層面說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但是現實中,公有制為主體到底怎么體現的?第二,分配制度的挑戰。我們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可現實最大問題是收入兩極分化。如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制度層面和政策層面怎么體現?

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模式面臨的根本性挑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黃桂田教授認為,從總體上來講,世界上現在只有一種發展模式,就是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化。這是先行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的目標,而后起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朝這個目標和模式邁進。當中國完成這些任務之后,還將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到21世紀中葉,中國總人口達到15億,到時候中國勞動力是7.5億左右,如果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失業率達到10%左右,就有8000萬左右的失業大軍。怎么來解決這些問題?其次是城鎮化后的城市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城鎮化是我們的目標,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率是不斷提高的。當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按照城市化率 47%來計算,城市人口已經超過6億。城鎮化后的城市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可能比發達國家城市化帶來的問題更艱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宇教授認為,可以從五個層次來認識中國的經濟模式。一是基本經濟制度。二是經濟體制,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發展方式、發展模式、發展道路。四是開放。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模式的走向,正確道路一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能搞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模式,也不能搞教條主義的東西,一定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四、經濟結構轉型面臨的挑戰及綠色經濟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制約因素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沈坤榮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外部環境的演變。危機后很多國家采取貿易保護的措施,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產能過剩壓力。二是宏觀調控。從現有格局看,現有的財權和事權分權,中央和地方分權模式下,我們很難擺脫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但是由于市場的價格和收入之間很不匹配,使得中央宏觀調控面臨巨大壓力。但是,調控真正壓力來自于價格逆轉之后財政收入的壓力,因為財政收入是彈性的,財政支出是剛性的。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名譽院長李曉西教授認為,中國綠色經濟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制約因素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社會政治經濟大背景要求 GDP還要保持一定速度,而人均GDP排在全世界100位以后,和高收入國家相比是10倍之差。第二,每年增加那么多勞動力,還有轉移的勞動力,就業問題怎么解決。第三,貧困和低保人群仍然不少。按照新的扶貧標準,農村貧困人口還有將近3600萬,城市還有2300—2400萬最低保障人口,要消除貧困還是要發展。第四,城鄉和區域差距很大。

五、語言經濟學的五大命題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黃少安教授認為,語言經濟學的五大命題是:第一,語言能力是一種人力資本。第二,語言是一種元制度,就是最基本的制度。第三,語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第四,語音有兩個基本功能,第一個是作為信息載體和傳播工具;第二個是作為文化符號。第五,怎樣看待母語安全問題。一個國家的母語是不是安全,更多是從文化符號意義上來說,如果漢語消亡了,這個文化可能就受到影響了,但是作為信息載體或者傳播工具的語言,其實是無所謂母語安全不安全的。一個民族使用什么語言,這個語言安全不安全,取決于這個民族本身是不是強大,這個國家經濟是不是強大。一個國家經濟強大、各方面都強大,使用什么語言都是安全的。如果經濟不行,其他方面也不行,這個語言就不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