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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晚清政府腐敗、軍事體制落后等目前人們所談論的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這些只是晚清政府領導集團毫無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理念及其戰略的具體體現。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源在于晚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勢，在于晚清領導集團毫不知曉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是指導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民族國家建設的政治和經濟學說，其精髓就是一國的內政外交戰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須遵循"出口工業制成品并進口原材料"的國家致富原則。正是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保護民族經濟、與外資作斗爭、建立獨立自主工業技術體系和重構東亞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發展道路，而晚清政府走的則是自由貿易、在國內市場"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須和戎"的依附于西方列強的買辦道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發展戰略觀的本質不同導致了中日兩國發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終決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運。與流行的看法相反，筆者認為，甲午戰爭并沒有打醒中國人，無論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沒有探索到導致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李斯特式"的道路，因而，即使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它也無法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的命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的當代世界，"出口工業制成品并進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才是國家富強的根本道路。】

對于19世紀的兩個后發工業化國家——美國和德國在1900年成功地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工業化大國來說，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學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在學術界已經得到較普遍承認的歷史事實。但是，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和事實卻是：日本的明治維新(1868-1912)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國家精英們集體接受了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學，并尊奉為治國的圭臬;而從洋務運動一直到辛亥革命，不僅洋務運動領導集團和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們(嚴復除外)，無一人知曉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學特別是李斯特經濟學，而且戊戌變法的領導人和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還接受了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經濟學說，正是這一因素并由此產生的不同的經濟體制導致了近代中日兩國在迎接西方列強的挑戰上出現了“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國主義列強的隊伍，而中國卻淪為了其半殖民地。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應該從中西“大分流”問題談起。

在過去的十多年中，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教授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1]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彭慕蘭通過對英格蘭和中國江南地區的具體比較，探討了中國和歐洲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并以“大分流”概括這種重大的歷史變化。正如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所言，“老井水深”，英國爆發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無疑是值得繼續深探的老井，但有一個問題更值得我們反思：中國不僅未能像英國那樣率先走上工業化道路，為什么反而在后發工業化道路上卻大大落后于日本呢?筆者曾將這個問題稱為“中日大分流”：中日兩國為何因西方列強的挑戰而在近代化道路上出現大分流：日本加入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而中國卻淪為其半殖民地!附帶的一個問題則是：如果中國在后發工業化道路上都大大落后于別國，那么，彭慕蘭對中國與率先實現工業化的英國進行比較，其意義還會像其推崇者所認為的那樣重要嗎?

“中日大分流”這個問題不僅對于中國而且對于目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更有意義，因為當英國爆發工業革命后，它就對世界各國都產生了強有力的“排擠性競爭”，以至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自此之后淪為歷次工業革命領先者的邊緣性附庸成為常態，而自主發展卻屬例外。眾所周知，中日兩國的近代化都是在西方列強的強迫之下發生的社會變革，無論是歷史背景、社會文化、起步條件以及自強或維新的時間上都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但為什么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擺脫了工業革命領先者的附庸地位，而中國在甲午戰爭后卻淪為日本的附庸?對于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反過來讓我們發現在“中西大分流”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某些關鍵性因素。那么，究竟是哪些根本性的因素導致中日兩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呢?中外學者們對這個問題已進行了長期研究，提出了各種富有啟發性的解釋，但這些解釋仍存在著許多不盡人意之處。

例如，目前仍占統治地位的一種觀點將洋務運動的失敗歸于封建專制，歸于沒有建立西方式議會民主政體。但明顯的問題是：與清政府一樣，德國、日本和俄國都是在封建專制下發動其工業化的，在列寧的筆下，德國被稱作是軍閥的和容克的帝國主義，俄國被稱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日本則被稱為帶有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日本在1890年開議會，四年后取消，實際上仍是專制政體;德國的封建帝制是在1918年因為一戰戰敗而瓦解的，但德國在1900年就已經超過英國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沙俄的封建帝制則是在1917年才終結的。為什么德日俄通過專制制度的“富國強兵”在19世紀末成為帝國主義列強，而晚清卻遭到了他們的瓜分呢?因此，簡單地從封建專制與資本主義的兩分法解釋“中日大分流”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又如，美國杜克大學高柏教授在《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一書中指出：日本經濟發展的歷程顯示了與盎格魯-撒克遜截然不同的另一條工業化道路，這種工業化道路被認為是對西方國家巨大的挑戰。但是，這個結論成立嗎?本課題研究通過對中日兩國在保護國內市場、貨幣銀行制度、外資政策、是否統一國內市場進行深入比較，筆者發現，雖然中日兩國都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但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回事，在貨幣銀行制度、外資政策和是否統一國內市場上也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種巨大的差別呢?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的言行證明，日本在保護國內市場、建立國家銀行體系和統一國內市場的制度建設上都是模仿英國和美國的崛起模式建立的。當我們的視野從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931年回溯到日本明治維新初年，我們還能說日本的工業化道路是對西方國家的巨大挑戰嗎?而這個結論對彭慕蘭有關“中西大分流”的解釋是否又提出了挑戰呢?

本文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所建立的經濟制度與當時英國、美國和德國的民族國家經濟制度沒有本質區別，日本只不過是適應其國情做了改造而已。這一結論使筆者從目前仍流行的“器物-制度-文化”的近代化過程觀中發現了中國近代的仁人志士們在認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上的歷史局限性。在近代史上，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打擊下，中國的仁人志士們經歷了一個先是發現中國的器物(技術)不行，后又發現是政治制度不行，最后則發現是文化不行。由梁啟超所概括的這種近代化過程觀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從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心路歷程。用一種綜合性的觀點來說，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實際上是認為，首先是缺乏文化變革，其次是落后的政治制度，這才是最終導致中西方發展道路“大分流”的關鍵性因素。那么，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們的這種認識存在著什么樣的缺陷呢?又是什么因素導致了中國近代的仁人志士及其啟蒙思想家們忽視了民族國家經濟制度的關鍵性作用呢?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逐一展開討論。

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是日本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標志性事件。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筆者2012年曾在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2]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集體接受以李斯特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學是其成功的關鍵性因素。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學揭示了后發國家工業化和經濟崛起的客觀歷史規律，它并非單純的經濟學說，而且也是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學說。在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不久，日本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就以迅猛之勢展開，這與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學在日本被其國家精英們所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聯系。我們知道，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內政外交政策，但我們并不知道的是，這兩位領導人以及明治維新的絕大部分國家精英們完全接受了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學。我可以舉出這方面的四個歷史事實作為證明。

第一個是，日本明治維新政府大藏省官員若山則一(Wakayama Norikazu)在 1870年就出版了宣傳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保護稅說》，在該書中，他提出日本必須實行貿易關稅保護政策，并在該書的《附錄》中大量引用了第二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亨利?凱里有關貿易保護主義成功的歷史事實，這種保護主義思想得到了當時任內務部部長(相當于現在的總理)的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大久保利通寫到，【“現在是最適當的時機，政府和官員們應該采取保護性政策，旨在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已經開發的產業必須予以保護，尚未開發的產業必須予以建立”;】

在上呈天皇的備忘錄中，大久保利通顯然對亞當?斯密不屑一顧，因為他向天皇推薦效法的是遭到亞當?斯密大力批判、但卻催生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重商主義時期的保護主義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個歷史事實是第二代美國學派的綜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擔任日本天皇的顧問，當他離任返回美國時，“美國的保護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已經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員以及學者中達成了普遍共識。”帕申·史密斯何許人也?邁克爾?赫德森的書中寫到，帕申·史密斯是美國內戰以前最有成就的經濟學家，對他同時代的著名李斯特主義者、林肯的經濟顧問亨利·凱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還是曾擔任林肯與約翰遜總統兩屆政府國務卿蘇厄德的追隨者和顧問，曾一度在蘇厄德國務卿任期內的國務院中是排名第三的人物，“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經濟學)手冊》出版于1853年，比共和黨成立還要早一年。該書為這個新政黨的以下綱領提供了理論基礎，即保護性關稅、工業化戰略、內部改善以及廢除黑奴制度——所有這些政策在美國內戰的重建時期一直在實行。”蘇厄德在訪問日本時，與日本結下了特殊的友誼，日本要求美國為其天皇派駐國際法律顧問，帕申·史密斯因此就擔任了這一職位。作為堅定和充滿激情的李斯特主義者，帕申·史密斯極力促使日本的國家精英們采納李斯特經濟學和美國學派的國家發展戰略，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里，他最終實現了以其經濟學說作為“帝王師”的人生目標。

第三個是1870年11-12月間，日本政府派遣大藏省少輔伊藤博文前往美國考察財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國高關稅保護制度的啟發，1871年3月，在美國考察的伊藤博文在給政府的意見書中指出，“尚未臻于完全開化之國如我國者”，關稅保護乃是最合適的制度，英國之所以富強也是由于“初借此法大興產品之制造”，現在英國人主張自由貿易，“并謀誘導我國亦行此法”，“此乃彼國謀求自利之術，對我國有大害;我國應如同美國設置關稅保護，以發展我國內之生產”，當伊藤博文回國時，他已經成為以關稅保護、國家銀行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美國制度”在日本的堅定推行者。正是根據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帕申·史密斯的建議和伊藤博文這次考察的建議，日本政府決定中央銀行采用由國家控制的美國國家銀行體系模式，而非采用私人控制的英格蘭銀行模式，1872年頒布國家銀行條例，并在1882年建立日本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的建立排除了西方列強對日本金融體系的控制和支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工業化提供了關鍵性的國家信貸支持，后面我們還要談到這一點。

第四個歷史事實是巖倉具視使節團對美歐國家立國之道的大規模考察。明治維新之后，通過廢藩置縣、消除割據勢力，日本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但在選擇什么樣的國家發展道路上，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卻仍然沒有明確的戰略，因此，他們決定派出被稱為“幾近日本行政部門的全體出動”的大規模使節團考察西方列強的經濟發展戰略及其模式。1871年12月23日，巖倉具視率領使節團從橫濱出發，踏上了“考察美歐”之途，1873年9月回到日本，歷時一年零9個月。在美國的半年時間里，他們積極地閱讀美國學派先驅漢密爾頓及其支持者如美國將軍和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的論著;然后，他們到了德國，在當時的德國，正如俄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寫道的，“德國所有大學都在學習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而且此書還是俾斯麥的案頭書”，所以，他們閱讀李斯特的著作，并在柏林的許多場合會見俾斯麥，俾斯麥向他們指出了19世紀國際社會中強權政治的活生生現實，指責英法的殖民統治，現身說法地講述了弱小的普魯士如何成長為德意志帝國的艱苦奮斗的歷史，這不僅給使節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對日本崛起道路的選擇產生了重大影響。

那么，為什么日本精英為什么能夠集體接受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學呢?

明治初年，日本繼續受到幕末以來對外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當時的中國一樣，日本也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不能運用關稅控制權自主地保護它的新生工業，直到明治時期(1868-1912)末期的1911年，日本才最終獲得了關稅自主權，它怎么可能保護其民族經濟，在明治時期就走出一條類似于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崛起道路呢?這正是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所苦惱的問題，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先講一下自稱為“東洋俾斯麥”的大久保利通的故事。在巖倉具視使節團的考察過程中，“坐在疾駛的英國火車上，看著外面的工業化景象，大久保利通……陷入了沉思：英國曾經是與日本一樣的小的島國，但它系統地實施了保護主義的自強戰略。……英國曾經堅決維護貿易保護政策，直到它取得工業領先地位以后才放棄了這一做法而主張自由貿易。日本沒有17世紀的英國所享有的控制關稅和商業貿易的自主權。更令人苦惱的則是歐洲拒絕有關不平等條約的重新談判。”怎么辦?!巖倉具視使節團這次出使美歐國家的任務之一就是試圖修改西方列強強迫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其失敗給他們帶來了深深的挫敗感。

然而，正當巖倉具視使節團為此而苦惱的時候，“鐵血宰相”俾斯麥和德國參謀總長毛奇的一席話使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集團茅塞頓開。俾斯麥告訴他們，“方今世界各國，雖皆以親睦禮儀相交，然全屬表面現象，其于陰私則強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謂公法，雖云保全列國權利之典常，然一旦大國爭利，利己則執公法不動，若不利則翻以兵威相見，固無常守”;德國參謀總長毛奇也說，【“法律、正義、自由之理，不足以保護國內，也不足以保護境外，非有兵力不可。萬國公法，也是系于國力強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國之事，至于大國則無不以其國力來實現其權力。”】

俾斯麥和毛奇的話使巖倉具視使節團的成員們興奮不已：弱小的普魯士不就是依靠“振興國力”即發展經濟軍事實力，成為新興軍事強國的嗎?再往前說，英國不也是通過三次英荷戰爭、英法戰爭、武力占領印度以及鴉片戰爭，從一個孤懸歐洲大陸之外的落后島國變身為“日不落帝國”的嗎?英國和德國能夠做到的，日本也能做到!在日本身邊，大清帝國還在沉睡，琉球和朝鮮這兩個滿清的藩屬國不就可以首先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進而臺灣、滿洲和中國大陸不就可以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嗎?這真乃天賜良機!日本暫時惹不起西方列強，身邊的肥肉怎能放過?大久保利通為此興奮不已，他給西鄉隆盛寫信說，聽過俾斯麥的一席話之后，我開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他還說，來到德國， 最有意義的是見到俾斯麥，【“經營國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麥的強權，締造英國式的富強……(為此)即使我一個人， 也要維持這個國家!”】

對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來說，自對外開放以來，歐美各國一直侵略日本，被強加各種不平等條約，日本實力不夠，暫時無法直接對其反擊，所以，他們認為，通過侵略琉球、朝鮮和中國找回這種損失，并通過這種侵略強大起來，才能實現與西方列強們平起平坐乃至最后進攻他們的目標，“鐵血宰相”俾斯麥和德國參謀總長毛奇的一席話為他們從前已接受的侵略鄰國戰略提供了根據。

【“這種以屈服于歐美和侵略鄰國為日本出路的想法，在幕府末期就已經由長州的吉田松陰——后來成為明治政府領導人的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的老師——明確地闡述出來。……松陰的觀點被他們直接或間接的弟子——明治政府領導人——繼承下來……這點一直貫穿著明治政府的對外政策……大久保死后，主要由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推行的征伐朝鮮到甲午戰爭的侵略主義，也沒有偏離在對近鄰的侵略當中找回從屬歐美的損失這一念頭”。】

我們知道，吉田松陰的觀點是典型的封建帝國主義侵略思想，并不含有建立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的任何元素。但對于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來說，歐美之行使他們為吉田松陰的思想賦予了一種全新的含義：強大的工業是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的關鍵，而工業則需要殖民地作為原材料來源地和產品的銷售市場，但日本資源匱乏、市場狹小，所以，日本只有把朝鮮和中國變成殖民地，才能確保作為日本崛起所需要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制成品銷售市場。正如甲午戰爭的發動者伊藤博文后來露骨地指出的，瓜分東亞的目的，【“和‘僅僅為了侵吞國土和榮譽’的(甲午戰爭之前的)‘昔日之戰爭’不同，‘其目的在于消除向國外擴充工商業利益時的外來障礙，或主動向世界擴張工商業’，即‘必須帶來資本主義利益’。”】

由此可見，伊藤博文是深得英、美、德崛起成功經驗的精髓。

正如Ian Patrick Austin指出的，日本明治維新國家精英們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可持續的政治、戰略和經濟結構，這不僅僅是為了預防日本像大多數東亞國家那樣被殖民地化，而且要遵循英、美、德崛起的道路，并使自身成為東亞區域的殖民主義者。由此可見，甲午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日本早在明治維新初年就已經作為一種國家崛起的戰略精心策劃好的，而滿清統治者在戰爭爆發時仍對此一無所知。這說明，洋務運動一點也沒有看清殖民主義在當時作為國家崛起必由之路的世界大勢，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就以這種世界大勢制定了通過在東亞建立殖民地實現國家崛起的戰略，視野的差距如天壤之別，不禁令人浩嘆!

但是，對于上述歷史過程，目前國內學術界并沒有清晰的認識，甚至有些學者還極力扭曲對這種歷史過程的認識。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馬勇研究員就認為，【“如果按照(洋務運動)當時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走下去，不發生甲午戰爭，中國不犯這么一個‘顛覆性’的重大錯誤的話，中國的經濟繼續成長，它就一定會去調整社會結構，也得走自由貿易、自由經濟之路，允許非國有企業發展，慢慢也能夠成長出一個中國自己的資產階級。但這是歷史假設，沒辦法重新來過。”】

馬勇的意思是說滿清不放棄朝鮮，跟日本打了一仗，是犯了“顛覆性”的重大錯誤。

筆者認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馬勇的說法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他的觀點純粹是近十多年來席卷中國的買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產物。馬勇這段話里關于甲午戰爭和洋務運動的認識都是錯誤的，讓我先談甲午戰爭的問題。即使滿清政府當時拱手把朝鮮讓給日本，這種綏靖主義也是無法阻擋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的，歷史文獻對此記錄的很清楚：日本早在甲午戰爭之前二十年就已經制定了先割走中國臺灣、再占領中國東北地區、繼而把全中國作為其殖民地的既定戰略方針，如果按照馬勇研究員的說法，滿清對日本一點也不抵抗，這難道不會更加刺激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導致整個中國在1937年之前就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馬勇研究員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把甲午戰爭說成是滿清政府犯下的一個“顛覆性”的重大錯誤實在是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對甲午戰前世界大勢的認識實際上沒有超過李鴻章，這是為什么他對李鴻章佩服的五體投地的原因。馬勇研究員的許多奇談怪論，如“日本使朝鮮內部分化，就是要建構一個民族國家”，而不是要把朝鮮變成日本的殖民地;“近代戰爭就是一個愿賭服輸，不存在不平等條約”，等等，這活脫脫就是一種“買辦史學”的典型代表。馬勇研究員在中國歷史學界并不是個案，近十多年來，為袁世凱、李鴻章翻案，否認中國革命的合理性，這種虛無主義的“買辦史學”沉渣泛起，甚囂塵上，實在是一種不祥之兆!甲午戰爭已經過去120年了，中國學術界現在仍很少有人了解和信奉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難道天命如此?

眾所周知，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組成部分，這就是鴉片戰爭發生的歷史背景，到了19世紀八、九十年代，這種殖民主義就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這是甲午戰爭發生的背景，對于當時要崛起的落后國家來說，面臨的任務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要反對英國及其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主義，保護民族獨立，但另一方面又要對沉睡中和弱小的國家實行殖民主義政策，在蘇俄社會主義爆發之前，這是一種普遍的模式，雖然后一方面是非正義的，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對這種世界大勢理解的就非常透徹，在他的“文明論”中，所謂“文明”的現代性就等同于對外擴張，了解這一點是理解福澤諭吉“脫亞入歐論”的關鍵。

【“1885年3月，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宣稱‘我國不應為等待鄰國之開明、共振亞洲而猶豫不決，莫如擺脫當前之處境，與西洋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也無須因是鄰國而有所顧慮，應按西洋人之對待方法而行。’主張與西洋列強一道侵略朝鮮和中國。……(對于福澤諭吉來說)甲午戰爭就是他們所持見解的實踐，福澤感到‘這次戰爭宛如自己發動的一樣’，為之欣喜若狂。”】

在福澤諭吉看來，滿清政府對外奴顏婢膝，對內專橫殘暴，自我沉溺，愚昧無知，這樣的國家如果不滅亡，天理不容，日本怎能與之共進退?西方列強侵略這樣的國家理所當然，加入到這種行列是日本走向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日本，福澤諭吉被尊稱為“日本近代文明締造者”的啟蒙思想家，一萬日元是日本流通中面值最大的紙幣，現在日本的紙幣上就印著福澤諭吉的肖像，作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一直就受到日本國民的高度尊敬，特別是印有福澤諭吉肖像的紙幣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發行的，這一點值得我國高度警醒。在明治維新領導集團看來，通過戰爭建立殖民地是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途徑，也是日本擺脫西方列強重壓的唯一出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并成為日本舉國上下的共識。

在這里值得指出的是，我國歷史學界經過過去十多年研究得出的下述結論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勝導致了日本的近代化從此轉向了軍國主義歧路。這種觀點認為，甲午戰爭中日本采取孤注一擲，以‘國運相賭’、‘以小博大’取得勝利的方式，不僅使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脹，同時也導致了日本的近代化從此轉向了軍國主義的歧路”。】

正如早就有學者指出的，發動侵華戰爭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上面對日本明治維新對外戰略的梳理也清楚地說明了，日本的軍國主義道路實際上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已確立了，無論是甲午戰爭，還是后來的“九一八”事變和全面侵華戰爭根本就不是什么隨機性的賭博行為，而是日本殖民主義的本性使然。在我看來，我國歷史學界近三十年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值得歷史學界深刻反思。

而我們現在從滿清政府隨意放棄琉球來看，其領導集團對當時這種殖民主義的世界大勢毫不知曉，他們仍然按照古代的朝貢體系看待日本的侵略行為，它怎么有可能打贏日本為獲取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須的殖民地而發動的甲午戰爭呢?

[1]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云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3期。

注：大久保利通對工業在國家富強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國內政策的含義具有深刻認識：“大久保利通回國之后，就向政府提出了以西方國家為榜樣，大力推進殖產興業的方針。他在《關于殖產興業的建議書》中說:‘大凡國之強弱由于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系于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雖基于人民之是否勉力于工業，但追本溯源，未嘗不仰賴政府官員誘導獎勵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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