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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學在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中誕生、創新和發展

簡單地回顧一下經濟理論的發展歷史,會從中發現經濟學理論發展的規律性,會給我們很多的啟示。從重商主義開始，資本主義需要原始積累,對外貿易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西歐封建社會晚期或資本主義初期,商業居于工業之上。重商主義者從商業資本的運行出發,認為金銀是財富的唯一代表,且來自流通領域,主張多賣少買。為了多賣少買,在經濟政策上主張貿易保護,興辦“國家工場”。法國重商主義的代表安圖安·徳·孟克列欽1615年發表了《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這里的政治經濟學是指管理國家經濟的科學。英國重商主義者托馬斯·孟1621年發表了《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這本書后來經作者徹底改寫,1664年以《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為書名重版。我們看到,最初的經濟學理論回答了當時給定條件下一國如何致富的問題。既有理論分析,更有政策建議,還有社會實踐。重商主義在解決資本主義發展之初的原始積累問題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之后，斯密系統提出了市場經濟理論,從體制層面解決了人類如何富裕的問題。歷史進入了工業資本主義。這是真正市場經濟的開始。斯密面臨的是工業資本主義條件下如何使人類富裕的問題。他于1776年出版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從其書名可見,就是要回答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富其國裕其民的問題。他批判了重商主義者只有對外貿易才創造財富的偏見,在經濟思想上第一次宣稱:任何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財富的源泉。他從體制或制度安排層面回答了人類富裕之路,這就是分工加交易的市場經濟體制。斯密的家鄉在格拉斯哥,這里是蘇格蘭的工業中心,分工和交易十分發達。斯密的時代工業革命還沒有大規模展開,但他敏銳地察覺到了分工和交易的魅力。他的書第一章是“論分工”,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從“利己心”和分工出發,斯密給予市場經濟以高度評價。斯密指出,人們在支持國內產業的投資時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會把一切資源配置得很好。他強調,投資的權力不能委托給那些“大言不慚地,自以為有資格的人”。他說,“用不著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系與情欲,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資本盡可能按照最適合于全社會利害關系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的用途上。”生產出來的東西會自動地賣出去,不會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斯密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工商業一般事務進行干預,認為政府的職能是保護私人產權,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因直接觀察且善于分析,抓住了人類何以致富的根本問題,描繪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構架,從體制層面回答了人類何以富裕的問題。斯密的理論創新在今天依然閃耀著光芒。

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按照斯密所描述的模式一路前行,帶來了空前的經濟繁榮,市場經濟充分展示了他的魅力。然而,始料未及的經濟危機在1929年發生了,危機打破了古典經濟學以及供給學派的先驅法國經濟學家讓·薩伊關于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論斷。

歷史造就了羅斯福。1933年3月,羅斯福面對著驚濤駭浪般襲擊的經濟蕭條的嚴峻形勢,就任美國總統并宣布著手治理經濟蕭條。羅斯福是在缺少治理經濟危機的經濟理論指導下摸索前行。

羅斯福新政著重于需求管理,其基本特征是:

①鼓舞民眾信心。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講過一句十分精彩而著名的話:“我們唯一畏懼的就是畏懼本身”。這是其新政的指導思想。

②一反自由放任,強調國家計劃和需求管理,包括直接對農業生產進行干預。

③摒棄了傳統的財政平衡的做法,接受了財政赤字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觀點。

④擴大信貸,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刺激私人投資。

⑤向國外轉嫁危機,包括宣布美元貶值,組織美元集團等。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強需求管理的措施后,從1933年開始,經濟開始復蘇,盡管速度比較緩慢。

凱恩斯適時地出現了。經濟危機造就了凱恩斯旨在應對經濟危機和經濟下滑的經濟理論。凱恩斯對經濟危機做出了劃時代的分析,主張國家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干預,以需求管理力阻經濟的下滑。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詳細地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思想。他一反古典經濟學把供給放在第一位的傳統,把消費,甚至是奢侈性消費放在第一位,認為經濟蕭條的原因不在經濟制度,經濟制度沒有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有貨幣購買能力的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基于三大心理規則。第一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第二是資本邊際效率遞減,第三是靈活偏好,即人們愿意保持和擁有更多的貨幣。基于上述的分析,凱恩斯一反自由放任,主張積極的政府干預。他的政策的特點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其目的在于阻止經濟下滑,不在于平衡預算,穩定通貨膨脹。政府的擴張性政策可以發揮乘數效應,即可以帶動民間更多的投資,并由此形成更多的就業崗位。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被稱為通向繁榮的經濟學，凱恩斯本人也被稱為“經濟學界的哥白尼”。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主張確實帶來了一個時期的經濟繁榮。凱恩斯抓住經濟發展面對的新問題,創新了經濟學。如果沒有凱恩斯的理論貢獻,羅斯福新政就可能只是一時的政策選擇,正是由于凱恩斯的理論創新,以及凱恩斯的信徒們前仆后繼地論證和完善該理論,需求管理才上升到科學的層面。至此,需求管理成為各國政府面對經濟蕭條時條件反射式的選擇。

面對凱恩斯主義政策的負面效應,為了解決滯脹,誕生了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凱恩斯主義是打阻擊戰的,是花錢保速度或者買速度,在沒有創新的情況下,短期內會推高物價或復制原來的產能,時間稍長就會出現嚴重的結構問題,進而引發滯脹,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都是為了解決滯脹應運而生的。

供給學派的理論指導下的經濟政策是里根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這一理論的代表是阿瑟·拉弗的代表作“拉弗曲線”。拉弗是里根競選班子里的經濟顧問,一天早餐時在餐桌上畫了一條曲線。這條曲線描述了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即超過某一點后,提高稅率會強烈抑制納稅者的經濟活動,以至稅收會減少。意即稅率太高,納稅者覺得不劃算,因而不愿意生產,稅收反倒減少了。稅率低到某一點,人們認為值得干,微觀層面的蛋糕做大以后,稅收反而更多。據此,供給學派主張通過減稅給人們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們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資,更好地發明創造,更勇于承擔風險,甚至更敢于消費。他們認為,人們的這些行為會提高生產率,增強經濟實力,降低通貨膨脹。里根擔任總統以后,實行了供給學派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也對于解決滯脹問題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貨幣主義認為凱恩斯理論分析的前提是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而弗里德曼認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有三種情況,或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二者之間是負相關,即此消彼長的階段,凱恩斯僅看到了這種關系。第二階段,由于“自然失業率”的存在,由于人們已經根據通貨膨脹的過程調整了自己的預期,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交替不存在了,成為難以消滅的“硬核”。第三階段是政府實行錯誤的干預政策,自由市場機制受到干擾,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變成相互加劇的關系。于是人們看到了這樣的情況:在最初階段(短期內),由于政府的擴張性政策,減少了失業。然而到了第二階段(長期),事情又恢復到了老樣子。不過還是有一個重要區別:經濟恢復到了先前的就業水平,但工資和物價都比以前更高了。弗氏的結論是:在短期內,失業和物價之間的關系是成反比的,具有替代關系,但在長期內這種關系卻會消失,那時就業水平與通貨膨脹之間就沒有關系了。再要實行擴張性政策,結果只能是滯脹。據此,弗里德曼主張“單一規則”,即為了保持物價穩定,政府應盡量減少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長期固定在同預期的經濟增長基本一致的水平,例如每年增加4％~5％,其他問題都讓市場去解決。

依據弗里德曼的經濟思想設計的經濟政策曾經使不少國家成功控制了通貨膨脹。1979年,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將貨幣學派政策主張付諸實踐,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貨幣政策;美國里根擔任總統后提出的“經濟復蘇計劃”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經濟思想作為主要內容。弗里德曼成了治理滯脹,反通貨膨脹的旗手。

以上對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宏觀經濟理論的簡單回顧,說明了經濟學是在解決問題中發展的,是實用的科學。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在解決問題中發展的。就經濟體制而言,我們曾經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理論的推導證明計劃經濟有無比的優越性,然而實踐中的低效卻使我們不得不考慮體制選擇的問題。我們既要解決計劃經濟的低效問題,又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于是經過長期的理論探討,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可以使國家致富,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各國的市場經濟又各具特色。我們試圖把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結合起來,人們的認識隨著實踐的發展和思想的解放而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

從以上簡要的回顧可以看出：

第一，經世濟民是經濟學的宗旨。經濟學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為了富其國裕其民,是為了一國,甚或世界的經濟發展。盡管經濟學理論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產物,有其歷史局限性,其正確性也是相對的,但經世濟民,不尚空談,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富其國裕其民的宗旨一直沒有變。

第二，直面現實的問題導向。任何學科都是在解決本學科特別面對的問題的過程中發展的。問題所以成為問題,或者是說已有理論不能解釋,或者是新出現的現象,理論尚未來得及解釋。敏銳、準確地發現這些問題,加以剖析、解釋、抽象,形成理論,這些理論再經過實踐檢驗。如果實踐證明是可行的,問題就得到了相對的解決,理論就上升到了新的層次。任何學科,包括經濟理論就是在解決無數的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累積不斷發展的,一個節點一個節點地連在一起,就形成了理論體系。

第三，研究者要深入實踐,對實際情況有深切的感知。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告訴我們,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認識分成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感性認識是理性認識的基礎。感性認識就是對現實經濟生活的直接參與或深切感知。如果沒有直接感知，格拉斯哥最初因分工帶來的經濟效率,就不可能有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如果不是當時在英國的觀察和閱讀,就不可能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如果不是對計劃經濟的實踐的感知和反思,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選擇。據此,要有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研究者一定要深入火熱的經濟實踐。

第四，要善于使用科學的抽象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使用抽象力來代替”。馬克思舉例說,“面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在淺薄的人看來,分析這些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瑣事。這的確是瑣事,但這是顯微鏡下的所要做的那種瑣事。”［2］(P8)所謂抽象法,就是從大量的現象入手分析其內在聯系,從中找出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得出科學的結論,并形成特定的概念、范疇、理論體系。馬克思《資本論》就是這一方面的典范。既有自己的范疇、又有自己的理論體系,還有該理論所揭示的規律性層面的結論。如果不擅長于科學的抽象,那就只能是一堆材料,就只能從現象到現象。現在在經濟學的研究方面有一種傾向,熱衷于模型,而不是擅長于抽象。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理論史》中將此與科學的抽象法做了對比,稱此為一般擅長于技術層面的研究者都可以從事的工作,而科學的抽象則需要智慧。

第五，經濟學的發展要有競爭。從簡單的回顧中可以看出,經濟學有很多流派,他們都從自己特有的角度研究特殊的問題。他們的理論是他們所處環境、所處角度的問題,是特定立場的觀察和思考,都旨在解決特定的問題,因而其正確性也是相對的。這些供決策者選擇的經濟學流派之間存在著競爭。如果沒有競爭,經濟學就很難談得上發展。

二、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肥田沃土

改革開放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這是一場巨大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為中國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提供了肥田沃土,其意義如同當年英國的發展為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和研究對象一樣。需要的是中國經濟學家積極地投身其中,進行科學的研究,就能有豐厚的收獲。

在這塊開放的肥田沃土上,誕生了一系列以其為研究對象的觀點和理論。例如:第一，解決了歷史悠久的大國如何發展的問題并作出了理論貢獻。與成功實現持續發展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我國發展的起始條件是大和發展的不平衡。同時,我國歷史悠久,幾千年所積淀的歷史、文化深厚。怎樣去其糟粕、汲其精華,使其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是一個劃時代的課題。我們把大的特點轉化成了發展優勢:

(1)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保證了社會的團結和穩定。穩定是公共產品,是一國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

(2)中國歷史上政府資源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強,只要作用的方向是正確的,還是可以起積極作用的。中國的實踐證明了這種特點在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3)實現了非均衡發展戰略。這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發展很不平衡的國家特別具有現實意義。第二，解決了體制方面的問題,為研究經濟發展的制度條件和體制條件作出了貢獻。當幾乎曾經實行過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都選擇了休克療法的時候,我國則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選擇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樣的經濟體制沒有截斷歷史,遵循了“路徑依賴”的原則,不會產生劇烈的社會震蕩。這樣的體制還可以發揮市場和政府兩方面的優勢和積極性,保證經濟穩定地發展。第三，為研究農業大國如何轉型發展作出了理論貢獻。傳統農業國如何發展成現代工業國,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課題。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農業人口占比非常高。一般認為這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但我們把這個不利條件變成了有利條件。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資本缺乏而勞動力充裕,我們利用這樣的比較優勢進行資本積累,發展外向型經濟,實現了豐富的勞動力紅利。當然,我們并沒有陶醉于勞動力價格低這樣的比較優勢,而是隨著人力資源轉為人力資本,隨著資本的相對豐富,不斷推動轉型升級,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我們明確宣布,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其顯著特征是從高速度經濟增長轉向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第四，面對如何做到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為研究追趕型國家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早期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面對的任務相對簡單,主要是工業化和城市化。21世紀以來,推進現代化面臨兩個重大條件的變化:一是信息技術迅猛發展;二是全球生態問題凸顯,資源環境約束趨緊。面對新形勢新任務,黨中央及時指出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協同推進“五化”,是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深化了追趕型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三、在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

1.怎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真正落到實處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但至今在實踐中落實得還不理想。面對的問題是:(1)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資源必須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里加以配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一是難以高效,二是更易產生腐敗。難以高效因為信息和能力有限,這已被計劃經濟體制所證明,腐敗則是在掌握大量資源的情況下尋租可能是一種“最大化”的理性選擇。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曾經引用《評論家季刊》的話說:“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出發，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并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應當成為我們研究如何使體制高效運行，最大限度地克服“尋租”現象的一個有意義的思路。(2)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應當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出發，積極推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改革。最佳狀態的經濟運行是兼具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3)怎樣才能做到宏觀調控有度？“救火”式的宏觀調控說明市場經濟的體制還不健全，體制本身的運行有問題。此外，過度的宏觀調控使指導市場的信號頻繁變化，這會影響到人們對市場的預期。我們的改革應當首先在完善體制上下工夫，其次是使宏觀調控體系更加科學，更加健全。（4）地方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問題。我們的地方政府承擔著發展經濟的主要責任，各級地方政府存在著事實上的“競賽”。地方政府的官員首先是人。他們會遵循人類行為的一般原則，在約束軟化，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更易于搞政績工程，形成了潛在的金融風險。個別地方政府甚至為污染環境保駕護航。明確地方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定位，以及怎樣更好地發揮其積極作用，在以高質量發展為特征的今天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2.應當研究怎樣擺脫兩個陷阱  兩個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所反映的發展路徑曾經為我們所大力推崇。一個是比較優勢,一個是后發優勢。所謂比較優勢,傳統的意義就是發揮勞動力便宜,資源環境便宜的比較優勢,以低端的產品通過對外貿易完成最初的原始積累。一些追趕成功的國家雖然在最初也遵循了“比較優勢”原理所指引的道路,之后及時擺脫了資源、環境便宜,處于產業鏈低端的比較優勢,適時進入了科技創新的比較優勢,成功跨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我國的發展也證明了不能陷入傳統比較優勢的陷阱。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興建了關鍵性的工業部門。如果我們僅僅是發揮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我們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解決了發展之初的資本缺乏問題,但這樣的模式只能使我們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由于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產業門檻低,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選擇了這樣的產業。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和越來越多的人被這樣的產業所吸引時,人們緊接著會發現,由于缺少核心技術,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少有的利潤取決于國際經濟形勢。事實上,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在科學技術的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的今天,一國的經濟如何發展,完全取決于科學技術方面的比較優勢。顯然,資源環境、勞動力變得昂貴并非壞事,它逼迫我們擺脫對傳統的比較優勢的路徑依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應當研究怎樣適時地擺脫傳統的比較優勢,不至于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另一個是如何避免后發優勢陷阱。后發優勢是指一國雖然后發展,但可以利用先期發展的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創造的技術,通過模仿而少走彎路,節省大量用于探索和研究的費用。發揮后發優勢的模仿可以做大,讓GDP迅速膨脹。后發優勢陷阱指的是由于模仿可以發展,從而淡化了改革創新,一旦需要創新的時候,由于缺乏創新的環境和制度安排,貨真價實的創新很難出現,以至陷入后發優勢陷阱。事實上,創新不是號召和規劃出來的,是制度安排、環境使然。創新是探索未知領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首先是技術方面的不確定性。創新能否成功取決于創新者所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作出的判斷是否符合事物發展的方向,以及必須攻克的技術難關是否能夠取得突破。其次是來自市場的風險,即使技術方面的創新成功了,但不等于市場就接受這樣的創新。創新的這些特點,要求社會文化既激勵冒險,又包容失敗。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創新是人們廣泛參與的創新,并因廣泛參與而具有多樣性。多樣性是缺乏協調、缺乏規劃的反面。美國學者埃德蒙·菲爾普斯在《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一書中指出,缺乏協調,或者說缺乏規劃,才使創新具有了多樣性。他寫道:“如果讓國王一個人選擇投資的項目,那只能造就色調單一的國家”。故此,市場經濟下的萬眾創新需要特有的商業氛圍。因此，如果我們僅僅滿足于后發優勢的模仿,不是著力于通過改革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安排,我們就可能陷入后發優勢的陷阱。

3.應當研究我國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的耦合問題  文化是一種上層建筑,是一定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在精神層面的反映,并會反作用于經濟體制。體制與文化是一個廣泛的制度體系,是一個有機結合。

產生于自然經濟與封建等級制度基礎之上的傳統文化中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特征是:(1)缺少獨立人格,存在著各種形式的人身依附。(2)封閉。自然經濟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偶然發生的交換也只是小生產者使用價值的直接交換,在生產的范圍和規模上都是十分有限的。這種生產方式缺少優勝劣汰的競爭,且難以發揮比較優勢和規模優勢,是一種封閉的生產方式,與之相適應的觀念也是封閉的。(3)在農耕文明和封建等級制度下,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狹小,社會價值誘導信號單一,對為仕趨之若鶩。(4)追求終點平等和安貧樂道的知足常樂,稍富即安,目標層次不高。在消費方式上由于生產規模的限制,崇尚小生產方式的借鑒和自給自足是其必然選擇,由此又抑制了需求對生產的刺激作用,減少了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力。(5)推崇“中庸”,冒險和創新精神不足。所有這些,與市場經濟條件下濃厚的商業氛圍和企業家精神、自由選擇、公平競爭、誠信、永無止境的奮斗等文化因素相去甚遠。當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必須塑造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并以此為原則,對傳統文化進行融合和發展。

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中國經濟發展還要深入研究和解決一系列問題,例如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民營經濟平等進入的問題、什么是真正的城鎮化的問題等。通過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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