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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富勝：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造

本期政經大講堂第十三講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造》，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謝富勝教授進行講授。

謝富勝教授認為，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擴張的過程中，通過侵略和殖民等途徑將當時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與落后國家的社會形態相連接，導致落后國家發展進程受阻，產生了一系列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理論沒有解決的新問題，新的歷史實踐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基于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理論創造。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對政治經濟學有三大理論創造：第一，中國特色的歷史方位論；第二，落后國家從工業化到現代化的中國經驗；第三，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關系。

關于中國特色的歷史方位論。謝富勝教授認為，判斷一個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包括明確社會性質或該社會發展所處的具體歷史階段，是馬克思主義者揭示社會運動規律的必要前提。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落后的東方國家實行殖民統治的特征，并提出要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號召，但沒有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如何改變了落后國家的社會性質。1937年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出版，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的創立，提供了分析社會發展歷史方位的學理依據。中國共產黨人將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應用到社會發展歷史方位的判斷中，用基本矛盾判斷社會性質，用主要矛盾判斷社會發展階段，從學理上闡明了建國前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我們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了“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這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站在了新的起點，不僅反映了客觀發展環境的變化，更是我們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準確識別、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的理論創造。

關于落后國家從工業化到現代化的中國經驗。謝富勝教授認為，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揭示了資本主義運行規律，闡明了現代性的實質。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他研究的是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并不意味著“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新中國成立后，根據當時的國情，我們黨制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路徑。一旦初始的工業積累完成，國家和政府應當在積極制定政策引導經濟發展的同時，以順應市場規律的方式“干預”經濟。因此，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改革的原則和方針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在公有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層層推進，逐漸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新理論范疇，突破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二元對立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中國是唯一成功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不僅實現了平穩過渡和快速增長，還突破了后發工業國依附性發展的路徑，避免了兩次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進入新發展階段后，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原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路徑選擇。可以說，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社會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戰略選擇。同時，新發展格局也體現了我們黨的憂患意識和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要義，是新發展階段下我國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的新的體現。緊緊把握重要戰略機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不僅將續寫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歷史，還有機會使我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典范國家。

關于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關系。謝富勝教授認為，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重點闡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利益共同體的內涵，闡明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關系以及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和普遍聯系。但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利益共同體在落后國家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系是新的歷史實踐提出的全新問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發展了兩大階級的對立關系，強調代表壟斷資本利益的發達國家對落后國家地區的破壞作用。斯大林進一步將兩大階級利益共同體的對立關系發展為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和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之間的對立沖突關系。因此，帝國主義論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關于階級利益共同體對立關系的理論，但卻忽略了蘊含在馬克思人類社會共同體理論中的資本主義各國相互依賴、普遍聯系的思想。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一直以帝國主義論為指導思想審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隨著中國經濟實踐的不斷發展，到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毛澤東意識到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既有對立又有聯系，隨后提出了中間地帶思想和三個世界理論。隨著獨立的工業體系的建立，中國面臨著加強國際經濟交往的內在需求。鄧小平繼承毛澤東超越意識形態局限性的三個世界理論，進一步強調了世界各民族之間具有超越階級利益共同體的普遍依賴關系，并在列寧壟斷資本理論基礎上，深刻論述了發達國家資本的二重性質，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參與資本主義世界實現自身發展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再一次在新的歷史站位重新審視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系，從中華民族關于“大同”社會的思想中吸取營養，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中國共產黨既有的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關系的思想一脈相承，始終將兩大階級利益共同體與世界普遍交往的思想作為分析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關系的理論基礎。

謝富勝教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理論創造具有階段性和連續性相統一的特點。階段性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立足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階段，發展并形成了適應該階段實際情況的經濟思想。連續性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每個階段形成的經濟思想，都集成了上一階段的經濟思想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最新實踐，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實踐的理論結晶，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經濟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繼承發展并創新馬克思政治學理論的一個高峰。它不僅科學地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還形成了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理論體系，深刻地回應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呼喚，也為解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為建設美好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引領了世界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的理論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