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大講堂第十四期(第2講)| 顧海良 習近平經濟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廣義和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發文時間:202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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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9日上午,由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政經大講堂第十四期:習近平經濟思想”系列講座第二講繼續進行。考慮到疫情防控等因素,本講繼續采用匯賢學堂與學術志等直播平臺進行,線上聽講人數超過2萬多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謝富勝教授主持了本場講座。北京大學中國道路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顧海良教授以“習近平經濟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廣義和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為題進行了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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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海良教授認為,政治經濟學狹義與廣義的區別主是看研究者所處的主體經濟形式,當代中國的狹義政治經濟學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除此之外的研究幾乎都是廣義政治經濟學。接著,他從四個方面對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問題進行了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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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主義狹義和廣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要求

回顧經濟思想史,恩格斯第一次提出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在《反杜林論》第二篇中,恩格斯提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并且做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判斷:“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這是恩格斯劃分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狹義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他把當時經濟學研究的規律分為兩類:一類是“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另一類是適用于所有社會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前者是狹義政治經濟學,后者是廣義政治經濟學。廣義政治經濟學還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對占據“主體”地位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研究,一種是對“在不太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經濟關系的研究。

20世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第一個完整的世紀,其顯著特點就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在19世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作為廣義政治經濟學存在的。它是一種科學的預測,因為當時還沒有出現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俄國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才逐步形成和發展,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開始形成和發展。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已經占據“主體”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在20世紀下半期形成、在21世紀接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狹義政治經濟學。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狹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最新形態。

20世紀下半期,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的“共同體”內異質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并存,這對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研究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對應的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另一方面需要研究異質“共同體”的經濟關系、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因此,從廣義政治經濟學上,除了“主體”經濟關系之外的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以異質經濟關系、經濟制度為基本格局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共同成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形態。

二、習近平經濟思想與中國狹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開始形成,而以此為研究對象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在形成。從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上,這個過程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一是1949-1956年中國“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學階段;二是1956-1978年中國狹義政治經濟學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階段;三是1978-2012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進入新時期的階段;四是2012年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入新時代的新發展階段。

在第一、二個階段,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提出了獨創性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統籌兼顧、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之前,中國狹義政治經濟學可以概括為九大理論:一是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理論;二是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三是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理論;四是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五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六是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發展的理論;七是關于農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屬性的理論;八是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九是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這些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改革開放之前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實踐和認識,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2017年12月,在黨的十九大之后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提出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涵蓋七個“堅持”在內的中國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結構體系,對黨的十八以后中國狹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做了概括。七個“堅持”指:一是“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核心要義;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基本立場;三是“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四是“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五是“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六是“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七是“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

2020年“十四五”規劃期間,總書記以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視界,對我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深入探討,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系統闡釋,升華了新時代中國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境界。

三、習近平經濟思想與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拓展

首先,在方法論上,總書記提出“世界上的事物總是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系,不能孤立地靜止地看待事物發展,否則往往會出現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問題。正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在觀察社會發展時,一定要注意這種決定和被決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機聯系。”

其次,《資本論》對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的論斷是武斷的、錯誤的,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重要影響力。

然而,對于《資本論》的理論及其體系也不能照搬照抄。世界格局正處在加快演變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大量深刻復雜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課題,這需要我們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現的各種變化及其本質,深化對資本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深刻復雜變化的規律性認識。這是對《資本論》最好的發展。

最后,高度重視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新情況和新問題的研究。總書記提出要加強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產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等” 進行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演進過程、資本主義新形態及本質”進行深入分析,從中得出新理論和新觀點。

除了這四個方法論和基本觀點外,他又提出了十大問題,包括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變化及其特征問題,新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進步與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問題,資本主義經濟演進過程及“新形態”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長期低迷趨勢及其根源問題,國際金融市場關系的作用及其變化問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階層分化和就業、失業問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的貧困化和兩極分化問題,新興工業國發展及其與當代資本主義關系問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變化及其性質問題,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產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問題。這十大問題和之前的四個方法論、觀念問題一起構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觀點。

四、習近平經濟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拓新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是以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科學技術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人類面臨的眾多不穩定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因素為背景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理論在當代的賡續。總書記對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理論在當今時代變化所做出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判斷,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重大課題研究上,他從21世紀“新型國際關系”判斷上,從“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的戰略擘畫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重大課題研究的總體要求和根本方向作出闡釋。他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應該包含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要深入分析世界經濟轉型過渡期國際形勢的演變規律,準確把握歷史交匯期我國外部環境的基本特征”;二是“既要把握世界多極化加速推進的大勢,又要重視大國關系深入調整的態勢”;三是“既要把握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大勢,又要重視世界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的動向”;四是“既要把握國際環境總體穩定的大勢,又要重視國際安全挑戰錯綜復雜的局面”。這四個重大課題是貫穿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線,除此之外還應該有六個大問題:一是“堅持發展優先”;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三是“堅持普惠包容”;四是“堅持創新驅動”;五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六是“堅持行動導向”。這四大戰略課題和六個大問題共同構成了我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構想。

最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謝富勝教授對顧海良教授的精彩講授表示衷心感謝。他認為,顧海良教授對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的系統概括和揭示,給中國政治經濟學界、馬克思主義學術界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需要學者們仔細分析和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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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建立七十余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史”已經完成,現在需要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生活史”,需要全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者、馬克思主義學者、政治經濟學學者共同努力。謝富勝教授再次代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對顧海良教授和今天云端聽課的學員們表示感謝。

至此,本期政經大講堂第二講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