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大講堂第十四期(第6講)| 陳彥斌 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
發文時間:2022-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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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4日上午,由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政經大講堂第十四期”系列講座第六講繼續進行。考慮到疫情防控等因素,本講繼續采用匯賢學堂與學術志等直播平臺進行,線上聽講人數超過2.7萬人。

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劉瑞明教授主持了本場講座。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教育部國家經濟學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執行主任陳彥斌教授以“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為題進行了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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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斌教授認為,中國宏觀調控比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內涵要更為豐富。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進行逆周期調節,從而熨平短期經濟波動。中國特色宏觀調控不僅包含對短期經濟波動的逆周期調節,而且包含對長期經濟增長與經濟結構的調節與優化。近年來中國更是在宏觀調控基礎之上、站在國家治理的高度,提出了宏觀經濟治理的新范疇,進一步拓展了宏觀政策的廣度與深度。接著,他從六個方面對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治理進行詳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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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演進歷程與歷史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演進歷程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1年,以計劃經濟時期的直接干預手段為主、對市場機制的間接調控手段為輔。第二個階段是1992-2012年,宏觀調控將計劃管理手段與對市場機制的調節手段并重,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機結合起來。第三個階段是2013年至今,中國宏觀調控體系明確了以市場機制的調節手段為主導并進行了一系列調控舉措創新,宏觀調控升級為宏觀經濟治理。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保障中國經濟平穩順利渡過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巨大沖擊,取得了顯著成就,有力支撐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順利實現。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的經驗與優勢

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與理論根植于成熟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與完善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體現了非常鮮明的特征和非常顯著的優勢,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的成功經驗之所在。

(一)主要特點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的形成突破了西方經濟理論的局限,與西方宏觀調控體系存在顯著的區別,特別是在調控目標、調控工具、調控方式、調控機制都呈現中國獨有的特點。

第一,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目標更加多元化。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逆周期調節手段實現經濟穩定,更加著眼于平抑短期波動;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目標體系則更加多元化,除了穩增長、防通脹外,還有調結構、防風險、促改革、惠民生等中長期發展目標。

第二,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工具更加豐富。西方國家宏觀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后來又加入宏觀審慎政策以應對金融不穩定的情況;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不僅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還包括旨在調節經濟結構的產業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和旨在增強經濟內生動力的改革政策、科技政策等。

第三,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調控方式更加靈活。遵循規則和相機調控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兩大方式。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一般而言是遵循規則,較少進行相機調控;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在注重規則外,也強調要隨著經濟形勢變化采取更加靈活的相機調控。

第四,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協調性更強。西方國家強調各個政策制定部門的獨立性,尤其是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所以對待政策協調的態度較為謹慎;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既沒有喪失央行的獨立性,也有效發揮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其他宏觀政策的協調性,調控效果更好。

(二)主要優勢

從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經濟的高增長往往會與經濟的高波動性一起出現,一段時間的高增長之后往往會陷入較長時期的經濟蕭條。然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很少出現經濟的大起大落,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作用功不可沒。第一,在短期內,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具有更強的逆周期調節能力。第二,在長期中,中國特色宏觀調控保證了中國經濟增速的平穩換擋。第三,面對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具備更強大的反危機能力。第四,中國宏觀調控具有更加充裕的政策空間,回旋余地更大。

總的來說,建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主要優勢在于:中國特色宏觀調控不僅包含對短期經濟波動的逆周期調節,還包含對長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調節與優化。也即,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是包含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的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的政策體系。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宏觀調控的目標體系尚待優化

目前,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承擔的任務較多,目標較為寬泛。其一,根據著名的“丁伯根法則”,政策目標數量不能多于能夠有效調節政策目標的工具數量,否則很容易造成政策設計顧此失彼、調控效率低下。其二,即便有效政策工具的數量相對充足,過多的調控目標仍然會面臨“政策囚徒困境”,從而導致政策協調成本過高。

(二)政策工具仍需要不斷優化

就貨幣政策而言,數量型工具有所失效,價格型工具尚不健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處于“雙失效”的局面。就財政政策而言,支出端主要依靠基建投資拉動,但是其效果已經減弱;收入端的非稅工具有時會加重企業負擔。就宏觀審慎政策而言,我國的宏觀審慎政策仍處于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成熟的操作體系。

(三)宏觀政策的執行和落實還有待改進

財政政策的執行和落實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囿于中國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的約束,財政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經常表現為前半年發力不足、后半年突擊花錢;其二,部分政策尤其是減稅降費政策落實不到位。

(四)政策協調還有待加強

近年來,中國宏觀政策的協調性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多目標下宏觀政策的各項政策工具分工不夠明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承擔了過多的任務和目標,導致協調效果欠佳。二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機制出現堵點,高債務壓力下地方政府由以往促進協調的關鍵環節轉變為阻礙環節。三是固定在年末或年初制定新一年宏觀政策協調方式的決策機制,會導致政策周期和經濟周期不匹配,從而影響協調效果。

(五)中國特色的預期管理還有待健全

預期管理通過加強與公眾的信息溝通來引導公眾預期,從而提高宏觀政策的調控效果。就我國財政政策的短期預期管理而言,前瞻性指引做得較好,但是預算透明度和財政風險透明度都有所不足。

(六)政策傳導效率有待提高

第一,近年來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相對偏低,主要是由于一些結構性因素的存在導致企業和居民不愿意進行投資和消費活動,從而限制了貨幣政策對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帶動作用。第二,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帶動作用始終不高,對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的帶動作用明顯下降,因此財政政策傳導效率同樣偏低。

四、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總體思路:兩大原則

創新與完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這也是改革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需要堅持的兩大原則。

(一)通過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強調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中國特色”

陳彥斌教授認為,《道德經》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閃亮的經典文獻之一,其中的寶貴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第一,關于功能定位,宏觀政策強調定位于積極并非消極,尤其是《道德經》中不亂作為并非消極厭世。第二,宏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人民幸福,與《道德經》中“以百姓心為心”相一致。第三,宏觀政策和《道德經》都強調規則化治理的重要性要高于相機抉擇。第四,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宏觀政策理論和《道德經》都倡導政府的不爭之德,要與市場和諧相處。第五,宏觀調控和《道德經》都強調政策空間管理、政策可持續性和政策退出機制。第六,宏觀調控理論重視政策可信度和預期管理,《道德經》除此之外還重視道德的力量。

(二)通過構建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框架,來強調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一般性”

基于中國實踐,把具體做法上升到理論不僅有助于推廣中國特色宏觀調控以供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考借鑒,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基準框架下逐步完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一種初步探索就是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論框架,將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納入統一的理論框架,從而實現最優經濟結構下的短期經濟平穩運行和長期穩定增長。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論框架作為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五、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改革的具體任務

(一)優化宏觀調控目標

宏觀調控的目標體系可以劃分為三個維度:穩定目標、增長目標和結構目標。在實踐中,可以按照“主次搭配”的原則對宏觀調控目標進行設定。穩定目標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增長目標和結構目標可以作為中長期的約束目標。就各維度的目標內涵而言,穩定目標主要是指經濟穩定目標和金融穩定目標,而且經濟穩定目標又分為短期經濟穩定和長期經濟穩定兩類目標。增長目標主要是指長期經濟目標,可以包含2035年人均GDP水平較2020年翻一番、到2050年人均GDP水平較2020年翻兩番等長期經濟增長的量化目標。結構目標主要包括總需求結構、總供給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債務結構、產業結構等方面的目標。

(二)加強宏觀政策協調

第一,多目標下宏觀政策要明確分工,通過加強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更好地實現經濟平穩運行。第二,加強構建以中央政府發行國債為樞紐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新機制。第三,增強宏觀政策協調決策機制的靈活性與針對性,提高決策周期與經濟周期的契合度。一方面,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委員會可以依據“主次搭配”的原則并結合實際情況,對決策部門進行分類,并根據“主次搭配”的原則統籌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委員會下設獨立的政策研究和評價機構,對經濟運行狀況、各類政策的執行情況、協調配合效果等重要事項進行深入研究和獨立客觀的評價。

(三)協調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

要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下一步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深化改革,消除產能過剩的體制機制誘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第二,助力技術創新,增加有效技術供給,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第三,增加有效制度供給,從而掃清企業投資與家庭消費面臨的深層次障礙。第四,增加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激發居民受抑制的高品質需求,從而擴大內需。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結合,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動態良性循環,助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四)提高宏觀政策效率

遵循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的新調控思路,可以提高宏觀政策效率,從而保證經濟平穩運行。一是通過加大穩定政策對長期潛在增速缺口的關注,使之兼顧短期和中長期的最優增長路徑。二是通過使用增長政策挖掘資本和勞動兩大舊要素,同時增強人力資本和TFP兩大新要素,強化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三是使用結構政策解決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等結構性問題,切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緩解經濟下行壓力。

(五)落實宏觀政策評價

第一,構建宏觀經濟政策評價理論框架。第二,籌建宏觀政策的獨立評價機構,從行政制度上為健全宏觀政策評價制度提供保障。第三,構建統分結合的信息溝通體系,借助于大數據、云計算技術、強化網絡化信息化建設,構建全國性網絡化一體化的信息集成體系。第四,建立適應現代宏觀調控的咨詢性機構,以大量高質量高水平的智庫建議作為支撐。第五,構建宏觀政策評價指數,將評價方式科學化和透明化,以提高宏觀政策的評價效果。

六、創新宏觀調控以適應經濟形態變化

人類歷史上經濟形態在不斷變化,總體上日趨進步、日漸復雜。經濟形態的不斷變化導致宏觀調控也相應變化,一方面,經濟形態的變化會導致宏觀調控目標發生變化,宏觀調控的工具也會發生變化;另一方面,經濟形態的變化會導致宏觀調控的傳導機制發生變化,因此宏觀調控的模式也要發生變化。從歷史長河來看,人類社會的每一步大幅跨越,經濟形態、經濟結構和經濟模式都會發生劇烈變化,經濟治理體系尤其是宏觀政策體系也需要相應進行調整和創新。

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劉瑞明教授再次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對陳彥斌教授和今天云端聽課的學員們表示感謝。

至此,本期政經大講堂第六講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