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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7日上午，由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政經大講堂第十四期：習近平經濟思想”系列講座第四講繼續進行。考慮到疫情防控等因素，本講繼續采用匯賢學堂與學術志等直播平臺進行，線上聽講人數超過3萬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李瓊副教授主持了本場講座。中國社會科學院裴長洪研究員以“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經濟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化和調控實踐”為題進行了講授。

裴長洪研究員認為，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經濟社會工作的安排和調控，充分體現了多年來對做好經濟工作規律的認識和靈活運用，對這些實踐進行總結和認識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裴長洪研究員從九個方面對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實踐進行了詳細梳理和分析。

一、認識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樹立新發展理念的思想基礎

早在201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和“三期疊加”；2014年7月份提出，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也沿用了這個判斷。這是十八大之后總書記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個趨勢性判斷，也是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個規律性認識。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這一規律也符合大經濟體的一般發展特征。1937年美國經濟總量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到1951年經過14年高速增長，年均增長5.4%；再到1971年近20年間平均增長率降到5%以下；1972年之后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下降到3%左右。西歐和日本也有類似的現象。因此，總書記適時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樹立和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新認識。

二、認識和把握全面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機制

在經濟領域，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目的在于挖掘和培育新動能。新動能是什么？新動能是新供給與新需求的結合，這也是一個認識上的創新。總書記提出，“在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影響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有總量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在有效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總量和結構變化的情況下，穩增長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這是中國的理論創新，不是西方供給理論的翻版。

與美國供給學派相比，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以下幾方面的不同：第一，經濟發展和調控思路不同。美國供給學派的核心思想是強調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中國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不僅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且也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第二，政策的覆蓋范圍不同。美國供給學派主要以減稅和減少政府管制為基本內容，政策涉及面很窄；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貫穿五大發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不僅覆蓋面廣，而且需要體制機制的建設和保障。第三，利益調整關系不同。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實際上代表的是大企業和大公司的利益，減少個人和公司所得稅的同時也要求減少公共福利，降低社會保障；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去產能和失業救助結合，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通盤考慮各階層人民的利益。第四，理論依據不同。美國供給學派根據“拉弗曲線”認為減稅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能夠做大稅基，進而帶來稅收總量；但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既強調生產和供給在經濟循環中的決定性作用，也關注生產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適配性以及后者的引導性。

三、認識和把握發展實體經濟和現代產業體系是構建現代經濟體系的基礎

在2016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指出中國經濟存在三大失衡：一是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三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大量貨幣資金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在金融系統內自我循環；金融業在經濟中比重快速上升，而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比重下降。在2017年7月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他進一步強調：金融是實體經濟的命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

總書記強調實體經濟是我國的根基。他說：“不論經濟發展到什么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我們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 把實體經濟看作是國家根基，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首先，生產是金融的基礎，金融的產生和發展源于實體經濟的需要。第二，金融脫離生產過程并不能創造價值。馬克思說：“貨幣本身并不能生出更多的貨幣，貨幣資本倘若不經過生產地使用，就不能真的自行增殖自己的價值。”實體經濟還是新的增長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建設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要以現代產業體系為基礎，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新總結和新認識。

四、認識和把握城鎮化、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是擴大內需的基本支撐

總書記提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體系的剖析是建立在英國國內內需市場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需要不斷把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這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正如總書記所說，這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也是世界各國歷史發展的規律。認識和把握這個規律，要把擴大內需的戰略落實在城鎮化、解決“三農”問題、城市群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的過程中。

五、認識和把握經濟安全是保障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重大意義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總結了黨和國家在認識和把握經濟安全方面的主要經驗。其中，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是保障中國經濟安全的第一要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各類社會資本，但資本與勞動對立的特性依然存在，如果任其野蠻生長、無序擴張，必然導致金融脫實向虛，變異為投機性的虛擬資本。當經濟環境適合的時候，就會通過不斷擴大經濟杠桿，把經濟循環引導到發生金融和經濟風險的懸崖。

從201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央都一再強調糧食安全。總書記提出，“什么時候都不要輕言糧食過關了。糧食安全的主動權必須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雖然我國近年糧食產量一直保持高位，但是我們的良種大都是國外引進的，農業現代化對我們來說仍然任重道遠。此外，我國的能源資源安全形勢也不容樂觀，我國仍有60%的石油、70%左右的天然氣依靠進口，一部分金屬材料的對外依賴度也很高。

六、認識和把握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

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的方向。這樣的現代化是中國獨創的，它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新發展理念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思想體系，中國式現代化成為有別于西方的特殊文明形態。總書記提出，“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

新發展格局揭示了新發展階段的發展規律。如果我們將它納入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發展模式就會發現，國內大市場為主體是我們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必需的，必須充分利用和發揮市場資源這個優勢，必須有強大的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和穩固的基本盤。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需要從全局高度準確把握和積極推進。

七、認識和把握經濟發展與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政策組合

2013年4月25日，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首次提到“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2015年11月10日提出“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穩中求進，堅持改革開放，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將五大政策擴展為七項政策：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科技政策要扎實落地，改革開放政策要激發發展活力，區域政策要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社會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線。

在我國，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發展必然要求政策組合的多樣性和科學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愿望，促進共同富裕，因此調節我國經濟運行必須使用多樣化的政策組合，而且這種政策組合還需要系統化協調。由于我國經濟的復雜性，中國經濟運行的管理不僅具有自身特色，而且難度要比資本主義國家高得多，責任也大得多，進而對經濟學理論創新和經濟政策協調運行的要求也強得多。

八、認識和把握“穩中求進”、“六穩六保”的宏觀政策調節規律

201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地位，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以及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

“六穩”“六保”是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最新要求。2018年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六穩”工作目標，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通過加大“六穩”工作力度，達到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的“六保”新要求、新目標和新任務。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注重宏觀政策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以往在宏觀政策中提出的逆周期調節，主要是針對經濟運行中出現過熱或過冷現象采取的反方向調節措施，目的是為了熨平經濟波動幅度，保持經濟平穩運行。而跨周期調節是對經濟運行規律的新認識和新實踐，主要是針對在我國經濟跨入中高速換擋期后還將逐步向中速增長軌道滑行的情況，用精準的財政政策和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幫助企業紓困解難，強化穩崗就業，加強大宗商品保供穩價。這些新實踐、新認識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經濟宏觀調控的內涵和政策工具。

九、認識和把握黨的領導是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根本保障

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既是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傳統，也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始終不變的原則。“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作為執政黨，我們必須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被提高到更高的層次：“履行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職能，議大事，抓大事，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作為執政黨，我們必須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也就是說，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不是一般的號召，也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路線方針上的引導，而是深入到經濟建設的實踐當中去。這既是一個實踐命題，也是一個理論命題。從理論上說，是一個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

改革開放后，黨從辯證統一的視角正確認識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實現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之間有機統一的關鍵，有效避免了政府在干預經濟過程中的“越位”、“缺位”以及“錯位”現象，從而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創造了條件。可見，實現政府作用和市場機制的統一，關鍵在于加強黨的領導。黨的領導的正確性來源于對依法治國、民主執政和科學執政規律的認識和把握。

結語

裴長洪研究員指出，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大量引入我國，取得了一些有意義的參考和借鑒。但正如總書記所言，“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高境界，理應成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和學術評價體系的基本理論基礎和根本遵循。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李瓊副教授對裴長洪研究員的精彩講授表示感謝。她認為，裴長洪研究員從九個方面對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實踐進行了詳細梳理，以大量的政策文本、實踐總結和經濟數據為基礎對中國的經濟現象和問題進行分析。這也啟示我們經濟學者不能滿足于抽象的理論邏輯自洽，經濟研究一定要注意扎根中國大地、結合中國實踐，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經濟規律、解釋中國現象、解決中國問題。李瓊副教授再次代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對裴長洪研究員和今天云端聽課的學員們表示感謝。

至此，本期政經大講堂第四講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