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以來，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安全所涉及的重要課題。糧食安全保障立法政策研究，可為國家糧食安全提供重要理論支撐。2019年5月30日，“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623會議室成功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副主任陳玉中、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教授孔祥智、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王保民、河南工業大學教授穆中杰、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研究處處長胡文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殷少平、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程世勇、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張俊巖、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副教授毛學峰、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慧強、周竹君、賈小玲等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研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孫詠梅主持了研討會。

劉守英院長在主旨發言中指出，糧食安全是我國農業和農村政策不變的主線，糧食安全事關國家戰略發展。在糧食安全保障立法的研究中需要考慮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糧食安全的內涵，繼續堅持全面自給的安全觀不僅難以實現，而且會嚴重阻礙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糧食安全應主要指主糧安全，且要從數量層面擴展到質量層面，最后還應包含區域專業化和農業服務的規模化，以減少農產品市場的同步震蕩；二是在追求農業現代化時，不應再簡單追求農業產值與就業占比的下降，而要同時追求單位土地的報酬上升，追求農業的工業化即追求農業生產要素組合的變化，進而提高農業的競爭力，還可以考慮提升土地質量；三是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解決大田作物規模和生產率不可兼得的難題；四是國際環境的變化，考慮糧食國際貿易的布局問題；五是立法的重要性本身，過去靠政策來強調糧食安全的做法受地方主管部門意愿的影響太大，今后應以立法工作來保證糧食安全。

陳玉中副主任表示，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要加快推進糧食安全保障立法進程，而糧食安全保障法作為全國人大的第一類立法，相關研究非常重要。糧食安全保障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如今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甚至可能重構。要靠立法而不是政策來指導市場和企業、保障糧食安全。要扛住糧食安全保障的重任，確保重要農產品的供給，將其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要抓牢三條鏈子，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確保供應鏈。目前糧食安全形勢雖然較早些年大有改觀，但無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在結構上都還存在著隱憂。不變的是種植糧食的比較收益總體較低，變的是種植業在農民占比中發生了變化。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要為下一步的糧食生產、收儲、質量監管等方面提供理論支撐，并轉化成法律來規范和約束，通過法制化和市場化的辦法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孔祥智教授在發言中指出，96年的時候提出糧食凈進口量不超過總消費量的5%，但現在已經遠遠超出這個目標。目前中美貿易戰的走向很難判斷，但總體來說緊張態勢不會逆轉。光靠動員大家節約糧食不解決問題，因為有些原因根植于中國的飲食習慣和國情，解決方法還是要擴大供給的來源。除此以外，廠家出于求穩的考慮故意標短保質期、農產品在原產地因天氣原因和生產方式改變而損耗等，都會影響糧食的供給。

王保民教授從技術角度對糧食安全提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不僅農作物本身在競爭中處于劣勢，而且土地污染和水污染都比較嚴重，尤其是水污染，檢測和防治都非常困難，這更降低了中國農產品的競爭力。王教授認為，如果要堅持現有政策，那么規模經營是出路，因為規模經營動用無人機等設備播灑農藥，方式科學，農藥殘留度會低很多，但目前集約化成本太高。王教授還表示，中國的快檢技術與美國差距并不大，但主要問題在于國內需求不穩定，沒有穩定的銷量保障快檢產品企業的存活。

毛學峰副教授指出，立法是生產關系層面的事，應著眼于長遠。要明確農業和糧食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和政策的目的，更要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以提高糧價為例，雖然政策本身出發點是保證農民的收入，但實際上會推高食品價格、提高工資、抬高工業化成本，進而導致農民滯留在農業部門內部。目前中國農業的頂梁柱是大農，過去幾年農業規模化趨勢明顯，農業立法面向的主體已經改變。因此要進行以下調整，一是農業現代化的出路在規模化，立法應注重家庭農場，且在繼續保障供給時要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二是立法應通過規定政府行為的邊界來保證質量，通過發揮市場作用實現農產品的優質優價。

張俊巖副教授則從農業保險的角度出發，認為糧食安全保障法需要考慮兩方面：一是法律之間的協調問題；二是立法之后的其他工作。農業保險主要的作用是風險管理，目前生產方面的保險已經比較發達，而收購環節的保險目前已經有了蔬菜價格保險，而針對農作物在因自然災害受損后查勘理賠較為困難的情況，目前推出了農業氣象指數保險。此外中央文件也提到了保險加期貨，期貨可以給保險提供定價指導和價格發現的功能，保險可以用期貨規避風險。我國目前保費收入規模很大，但主要靠補貼，因此騙保騙補貼現象嚴重。保險立法只是一個階段，接下來工作還有很多，比如生產風險、收購，甚至還有產業鏈的融資，今后要注重風險在哪以及有哪些合適的風險管理方式。

程世勇副教授指出，日本和英國對谷物問題向來非常警覺，立場堅定強硬，而中國在實際操作中有點機會主義的傾向；糧食安全現在看上去沒啥問題，收成年年增加，法律法規似乎也比較完備，但不能忘記歷史上曾出過重大偏差，而現在出現了高產出、高進口以及由高庫存帶來的高額投入的新情況，這些都是需要保持警惕和亟待解決的。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就是我們對糧食安全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把農業化置于工業化之下，犧牲農業化來滿足工業化。辦法一是平衡工農業，保障糧食供給，保證農民權益；二是學習日本，摒棄相機抉擇的政策。從機制上講，要凝聚農業規模化的共識，因為我國人均畝數遠低于其他國家的水平，要靠適度規模化提高生產效率。此外要平衡內外貿易，調動外部資源與我們內部資源相結合，解決我們糧食安全問題。上述問題都需要靠制度來解決，做到“藏糧于制”。

專家學者們依次發言后，穆中杰教授、殷少平副教授、孫詠梅副教授分別就各自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相關匯報。

編輯：楊菲；核稿：孫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