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14：00，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和《比較》編輯室聯合舉辦的“權利開放與中國改革”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728會議室·宋濤大講堂成功進行，會議圍繞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沃利斯、斯坦福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巴里·溫格斯特提出的關于“社會秩序”的分析框架，結合中國改革實際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參與討論的嘉賓主要有：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系約翰·沃利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教授、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研究員、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副部長劉培林研究員、中央黨校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郭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陶然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兼職研究員蕭冬連先生。

劉守英教授作為會議主持人，向參會人員介紹了沃利斯教授。劉守英教授認為沃利斯教授的研究成果對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具有極大的推進作用。第一，沃利斯教授將科斯、道格拉斯·諾思的研究進一步發展到規則對人的行為和資源配置的影響；第二，研究一個社會從自然國家走向權利開放的過程中，不同的組織在整個制度演變中的作用；第三，研究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互動如何影響社會的轉型。隨后，沃利斯教授圍繞“長期和短期內的經濟表現與制度（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Long and the Short Run）”這一主題展開了演講：

在大多數人類社會和歷史中，人均收入都不曾經歷持續的增長，為什么我們在1800年左右開始有這樣一個持續的增長？對于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解釋因素有三類：第一是技術（Technology），但是技術并不必然意味著一國會發展成為發達國家；第二是制度（Institutions）。二戰以來，許多社會都曾試圖移用和貫徹這套固定的制度，但收效不佳；第三是政治和經濟系統的動態關系（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具體而言，哪種政治制度能支撐一套有益于經濟發展的經濟制度？對政治制度來說，哪種經濟制度會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撐作用？

沃利斯教授首先集中討論經濟“衰減（Shrinking）”，然后將經濟不穩定與政治不穩定聯系起來。長遠來看，經濟增長是一個有關增長率、衰減率和增長頻率、衰減頻率的函數。證據清楚地表明，發達世界長期經濟增長率的提升并不是更高增長率（Growing rates）的結果，而是由更低的衰減率（Shrinking Rate）和衰減頻率（Shrinking Frequencies）導致的。而收入水平和經濟衰減頻率（Shrinking Frequencies）之間具有強關聯，即越貧窮的國家越經常地經濟收縮；收入水平和政治變動頻率也具有強關聯，即越貧窮的國家會顯著地經歷更多的政治事件。

在多數國家也即自然國家（Natural States），經濟特權被政治過程所操縱，以創造出用來穩定政治聯合體的租金。制度是在商定規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體系是社會制造有關規則的協議的途徑。在多數社會，這些協議是強勢組織和個人間達成的安排。一個社會維持規則的能力取決于強勢組織服從和支持這些規則的意愿。如果精英聯合體依靠規則或制度來創造那些使他們成為精英的租金，如果租金會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動而變動，那么那些將精英團體聯合起來的協議在本質上是脆弱的。如果政治協議改變了，那么制度也會改變。達成共識的規則總是取決于維持不變的政治聯合體，但政治聯合體會發生變動。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控制政治不穩定的最佳方式是操縱經濟，通過租金來協調政治穩定。這一方法在短期內行之有效，但是長此以往會增大政治協議破裂的可能性。

在權利開放社會（Open Access Societies），規則的確會改變，但是因為采用“非人際規則”（Impersonal Rules），平等地適用于每一個人，政治聯合體或政府掌權者的變動不會影響規則制定和實施的方式，所以人們并不擔心經濟不穩定會帶來政治不穩定，進而導致制度的變動。

劉守英教授對沃利斯教授的演講內容做出高度評價，沃利斯教授對我們之前分析長期經濟變動的模式進行調整，從經濟和政治變動的關系進行分析經濟增長，這是非常有價值的。

接下來，參會的各位專家學者圍繞沃利斯教授的演講主題進行討論。首先，劉世錦研究員認為，沃利斯教授的演講內容非常具有啟發性，經濟增長與政治的制度安排的動態關系是很有意思的。進而，劉世錦研究員提出三個問題：第一，在什么情況之下，政治的不穩定和經濟的波動是相關的？一極是初級社會，以北朝鮮為例，處于經濟收縮，但是政治穩定的狀態。另一極是權利開放社會，比如成熟的發達國家，政治上也是穩定狀態。經濟波動與政治不穩定的是處在中間的經濟體，在權利有限地開放以后，政治家就租金、政治者聯盟等能不能達到一種妥協、共識，促進制度的形成？這可能是一個大的框架；第二，在進入一個有限權利社會的過程中，進入以前的初始條件是怎么樣的，這可能對進入有限權利社會以后的影響比較大；第三，從有限權利社會到開放權利社會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此期間會出現權利開放的反復的情況，因此，在走向開放權利社會的進程中，有哪些因素是不可逆的，以及出現反復情況時需要滿足哪些條件才可以使社會繼續走向權利開放？

王小魯研究員認為，沃利斯教授所報告的分析框架非常具有啟發性，特別是經濟增長與制度安排以及與制度安排相關的規則之間的關系。這一框架對中國現實有一定適用性，還可以再細化。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提出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要建立一個高度民主和法制完善的國家。80年代的時候，又提出近期目標，即首先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問題，這一目標已經付諸實踐，但對整體政治體制改革的作用非常有限。中國實際上采取的措施是，先改革經濟體制，后改革政治體制，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只對政治體制做有限的修補。整體看來，中國雖然沒有完成權利開放的過程，但是有限的權利開放和大幅度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幫助保持了穩定，這可能是沃利斯教授的理論框架還未具體解釋到的；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實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沖突，而且有加劇的趨勢，伴隨的是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這可能是對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的一種挑戰。解決方案或許是進行制度安排以促進權利開放，與經濟的長期增長保持一致，這其中有許多問題值得具體探討，因為既不希望出現突然間的政治變動，也不希望問題久拖不決。如何找到協調中國制度與經濟的路徑，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沃利斯教授對兩位嘉賓的發言進行了回應。首先，他認同應當思考歷史上改變跟組織有關的規則、精英團體之間的互動、政治經濟之間的互動是否會使社會朝著更開放的方向前進，在中國，這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其次，關于劉世錦研究員所說的在從有限權利社會到開放權利社會轉變過程中發生的摩擦，沃利斯教授的看法是如果社會依賴領導人來取得良好的社會治理效果，那么他需要有極強的能力，否則可能發生倒退，但如果社會采取非人際規則（Impersonal Rules）而不是身份規則（Identity Rules），社會就具有可持續性，具有不可逆轉性。以阿根廷和德國為例，這兩個國家在20世紀一樣富裕，但阿根廷走了回頭路。二戰的爆發就是因為德國想恢復身份規則社會，甚至引發對猶太人的屠殺，最后德國在二戰中元氣大傷。

蕭冬連研究員首先闡述了自己受到的三個啟發。第一，研究經濟改革應當超越經濟邏輯，因為它實際上受到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制約。就中國來說，所有經濟決策實際上是政治決策，自上而下協調各方利益、考慮社會的承受力；第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改革來源于精英進行改革的共識，包含兩方面動力：一是文革時期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打平了，二是開放后，來自外國的思想沖擊影響了精英階層。但是，90年代以后的改革是結構性的改革，一方面有很大突破，另一方面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如何打破這一利益集團、尋找新的改革動力是很重要的問題；第三，權利開放過程對中國的改革有一定解釋力。中國在政治文化方面開放程度有限，但是在經濟方面是權利不斷開放的。“放權、讓利加松綁”實際就是一個權利開放的過程，提供了各階層加入改革進程的激勵。80年代的改革可以概括為是一個大眾參與、大眾共享的改革，最突出的表現是幾億人的溫飽問題解決了，首先富裕起來的一部分是邊緣人，而且利益集團還沒有形成。最后，蕭冬連提出了自己的一個問題，即沃利斯教授的觀點類似于亨廷頓的觀點，傳統的社會可能是相對穩定的，現代社會也是穩定的，而恰恰是在變革過程中不穩定性會加劇，因此探討如何維持追求開放社會和追求穩定社會的平衡非常重要。

劉培林研究員認為沃利斯教授關于經濟增長的闡述非常有說服力，即大國政治不穩定與經濟衰退是個惡性循環，打破的方式是提供開放準入。他提供了一個關于自己的例子來解釋中國的開放準入：改革開放后中國恢復高考，如果沒有考試制度，他就沒有到外面上學的機會，多半會成為和父親一樣的木匠。另一個例子是中央財經大學路乾副教授的博士論文，關于1812年美國馬薩諸塞州銀行業由原來的有限準入變為開放準入，影響了新英格蘭地區的銀行業甚至可能是南北戰爭，如果這不曾發生，美國的經濟史可能就會改寫。關于沃利斯教授的理論框架，他提出自己的四點評論。第一，開放準入對應的指標，收入差距或許是其最直接的一個衡量標準，且需要討論與開放準入對應的精英階層的目標函數是關于保證其絕對收入水平還是提高其在整個社會蛋糕中所占的比例。北朝鮮的政治雖然穩定，但如果繼續沿用現有的蛋糕切分方法或者切斷來自外部的援助的話，不知能持續多久。第二，令人困惑的是為什么好的做法不容易學習，窮國的精英階層為什么沒有動機學習富國的機制。在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社會流動性下降的背景之下，富裕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穩定會否長期持續也是個值得觀察的問題。第三，在沃利斯教授的框架里，有利于短期穩定和有利于長期增長的政策分析似乎是不同的，這兩者是否一定會相互沖突。第四，技術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比如要解釋工業革命的發生可能需要先解釋第二次農業革命的發生。1820-1870年增長期間的增速遠高于1820年以前的增速，這說明技術突破對經濟增長有貢獻。不僅如此，技術可能會對政治、經濟的互動產生影響，且可能是正面的，比如Facebook在做的Libra。所以，應當在理論框架里認真對待技術的重要性。

沃利斯教授繼續對兩位嘉賓的發言進行回應。第一，精英階層并不反對更好的制度，有限開放社會也可以產生經濟增長。精英的共識并不必然與老百姓的共識相沖突，反而常常促進增長與提高收入；第二，亨廷頓是個偉大的學者，但歷史與傳統社會確實不那么穩定，雖然英國、荷蘭、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長期增長穩定，但也經歷著起起伏伏，衰退率也可以很高；第三，在分析精英的時候，不應當把精英看作一個集體，他們之間存在競爭，并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在做制度選擇的時候受到環境的制約和影響，理念很好并不代表能管理好一個社會；第四，技術很重要，但在分析為什么有的社會能夠長期繁榮而有的社會不能的時候，技術就失去解釋力了。

郭強主任認為沃利斯教授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分析框架，并就可逆轉性進行了闡述。他認為，中國近兩千年來的情況并不是依靠暴力精英之間達成協議，而是個別暴力者摧毀了其他暴力者，然后建立獨裁政府，然后在精英之間乃至社會上擴大分工以提高生產效率。西方的政治是合伙制的，中國則不是，這就導致制度隨時可逆。中國改革一直在擴大準入，但還沒有變成權利開放社會，沒有去除身份規則。目前要實現權利開放，保證不可逆，就要實現競爭與所有制中性。僅依靠外部沖擊是不行的，權利開放需要內生的動力。

王玨教授認同沃利斯教授的觀點，認為在對千年世界經濟史的研究中發現，能有持續增長的國家整體經濟績效更好。中國在有數據可查的960多年里都是衰退的，新中國成立之后花了30年左右的時間抑制了下降的趨勢，從改革開放以來才保持增長，而且中國的起始點非常低，因而中國確實與其他國家有差距。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包容性的關系是她希望進一步與沃利斯教授討論的。

陶然教授認為，制度帶來經濟增長的觀點引致了對促進中國增長的制度的討論，這個邏輯比較機械。不論是80年代中國的財政承包制，還是雙軌制，都不是能夠帶來增長的穩定持久的制度。有些國家在理論上并不擁有民主制度，但依舊能獲得很快的增長，要理解它就需要理解政治經濟的互動如何使得人們有激勵生產，這不是簡單的制度分析，而是過程的分析。中國的政府非常強有力，80年代起，地方政府是鄉鎮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分享大部分利潤，90年代當許多企業已經私有化，政府依舊抽取較高的租金，這限制了企業的成長。近來，有限準入越來越有限，可能產生內在的不穩定性，如果產生中美貿易談判之類的外部沖擊，就可能引起政治和經濟權利的重新配置，擋住開放權利的道路。總的來說，通過深刻分析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可以得到更多收獲。

黃淳副教授談了自己的三點體會。第一，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沃利斯教授的框架擴展了傳統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下的分析；第二，精英跟民眾的互動是中國近代的史實，但這個并沒有進入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沃利斯教授的研究啟迪了中國經濟學家可以將中國實踐加以總結、上升到理論，然后與國際進行交流；第三，精英對中國近現代發展的影響非常巨大，他們行事的邏輯可能很大程度上區別于研究者的邏輯與普通民眾的邏輯，在研究時需要審慎對待。

來自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高原副教授向沃利斯教授提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否考慮政治正當性對政治與經濟互動的影響，尤其在政治正當性會影響長期經濟績效以及經濟對政治的反作用的時候；第二，國家政權建設與現代政治正當性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值得關心的維度。

沃利斯教授認為政治正當性的問題牽涉的范圍非常廣，是個重要的問題。正當性在他看來是個結果，取決于政府干得好不好，他更關心的是規則是否變化，一個社會是否以正當即許多人同意的方式制定規則，以及如何制定新規則。關于國家建設，沃利斯教授推薦大家閱讀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書以理解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18世紀以前，中國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但沒有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所以查爾斯·蒂利的故事不見得都能發生，要取決于環境和條件。中國實際上不是皇帝掌控一切，而是有著精英之間穩定的契約或協作，所以長期來講非常穩定。所以不論是開放權利社會還是自然國家，只要內部能達成一致意見，也能達到社會和政治的穩定。

來自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張玥副教授也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如何理解國家以及精英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如何評價國家精英與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關系，是否存在強大的國家能力與自由市場之間的矛盾？第二，制度的非正規性（Informality）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的？

沃利斯教授簡單回答了這兩個問題。第一，他認為國家不是單一行動者，是協調不同精英組織的組織，這是對霍布斯（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概念的否定；第二，對制度正式與非正式的區分是非常模糊的，這在之后的講座中會具體提及。

吳素萍主任對沃利斯教授的演講表示感謝并提出問題，即非人際規則究竟如何產生，尤其是三個臨界條件要如何發生。

沃利斯教授認為，用“自然國家”（Natural State）代替“有限準入”（Limited Access）的概念要更好，因為自然國家的政治制度就是為了政治穩定操縱經濟。當使用“有限準入”的概念的時候，會認為開放程度的提高都會導致社會變好，但是社會并沒有實質的進步。三個臨界條件：第一是存在對精英的法治；第二是社會上存在可持續的組織，不因特定成員的消亡而消亡；第三是軍隊的控制權在政府手中，而非某個精英團體。達到這些條件，也并非必然進入開放社會，但沒有實現臨界條件是不可能進入開放社會的。最后，劉守英教授總結了本次研討會。他認為，本次研討會是個成功的嘗試，到場嘉賓用自己的研究豐富了對中國改革的理解。沃利斯教授對制度的三種解釋，就對應于對中國改革的理解的眼白你過程。最初，認為一定要改革；第二個階段，認為要選最好的制度；第三個階段，開始理解制度的緣由及復雜性。接下來他主要分三點進行總結。

第一，這個研討會是推動理解整個中國經濟政治制度變遷過程的起點，但實際上這一工作還未開始。可以像沃利斯教授說的，將經濟衰退的頻率和幅度與影響社會長期可持續變遷的因素相聯系。未來還需要更大的努力去理解中國長期經濟變遷的過程和經濟政治之間互動的關系。

第二，推動改革開放的可能是各種因素的結合，需要研究這到底是一場偶然的變革，還是一個理性的制度選擇。在理解中國的整個改革過程時，僅僅看政治的選擇，而不看整個社會與政治和經濟之間的互動，可能是有缺陷的。加入與社會的互動，是因為中國的很多改革不完全是政治上的最優選擇，而是在與底層的互動之中逐漸修正形成。所以在考慮制度選擇、制度變遷的時候，要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三維的互動，社會不是政治和經濟互動的結果，而是它的過程。

第三，如蕭冬連研究員所說，中國最初的改革，一是增量改革，二是受損者加入到改革中獲取更大的租金和改革紅利。但是當改革進入一定程度，利益集團形成利益剛性以后，還會繼續改革嗎？對于放眼中國經濟改革的長期動態，沃利斯教授的框架非常有幫助。

劉守英教授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將繼續推動對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互動，以及對長期經濟史的研究，并對與會的嘉賓和同學表示感謝。研討會至此圓滿結束。

供稿：王寶錦 顏嘉楠 編輯：楊菲 核稿：熊雪鋒